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最受注目的当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会关注“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写道：“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 

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被漠视的“男三号”。 

他们在混乱中诞生，在惊悚中长大，对成长缺乏经验，发育一次次被打断，从来没有轻松自如的时刻，甚至，好像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成年礼”。 

这个阶层生来没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们过于冷静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时刻会被认定为懦弱；他们天生是理性逻辑的信徒，这在信仰革命的时代显得十分可笑；他们对自我财富的捍卫，更是看上去有点可恶。 

“兵战”与“商战”是中国百年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多年，他们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力量，并正在从草根的力量，迭代为树根的力量。 

然而，这一事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乃至于今日，依然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 

中国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轻商文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民众对这一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如同地火一样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伤害。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企业家扮演的几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