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跳楼！不要跳楼！不要跳楼！”

创业黑马创始人牛文文的疾声呼吁背后，是近期接二连三的企业家坠楼事件。 

当一个个曾经鲜活的面孔化作讣告上的黑白照片，我们不得不追问：企业陷入困境，就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这也是无数人的疑问。在吴老师《汪林朋们的悲剧不能再发生》的文章下面，许多读者留言发问：为什么不申请破产？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事实上，法律为此预留了退路——自2007年起施行的《企业破产法》，就是为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提供一个有序、公平的退出通道。根据法律规定，当企业资不抵债时，可以依法申请破产清算或重整。

所谓破产清算，可以简单理解为将企业剩下的资产变现后，按比例还给债权人；而破产重整，则是指通过债务重组、经营重组等方式，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恢复持续经营能力，以期“涅槃重生”。 

上海澜亭（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鲍乐东所言：破产制度，正是公司治理和市场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既是市场的“清道夫”，也是企业重生的“救生圈”。 

然而，现实中这条本应“兜底”的道路却鲜有人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数量达到1.89亿户，但全年仅产生约10万件破产相关案件。 

悲痛之外，这是亟需探究的问题。

一

为什么不申请破产？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习惯歌颂成功、回避挫折，许多企业家把企业破产视作个人耻辱，甚至等同于“人生失败”。与此同时，普通公众、债权人甚至亲友，也常用“还不上钱就是不负责任”的眼光看待破产者。 

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刘磊还指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法律条款，让陷入困境的企业家稍有不慎就面临牢狱之灾。 

在文化偏见、缺乏了解和法律风险的多重夹击下，许多企业家在考虑破产时背负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宁愿硬撑，也不愿走这条理性且合法的路径。 

然而，问题远不止于此。

事实上，当企业家突破心理障碍、鼓起勇气申请破产时，真正的困难才开始显露——

◎ 首先，一家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启动破产程序就很困难。

企业破产会牵涉员工安置、拖欠工资支付、上下游产业链稳定等问题。出于维稳考虑，地方政府通常不希望企业直接进入破产程序，而是倾向于协调各方，让企业“先撑一撑”，看看能否慢慢消化问题。

正如上海央法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常东岳所言：我国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过程中以程序管理为主，强调社会稳定优先，要考虑职工安置、社会影响等多重因素。 

并且，破产程序的推进也常常需要政府协调，破产重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这就导致很多企业应该破产却进入不了破产程序。

◎ 其次，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一致。

例如，鲍乐东指出，不同债权人（银行、供应商、员工）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很难达成一致，导致重整方案难以通过。尤其是一些金融机构作为优先债权人，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和配合度不高。

再比如，当一些潜在的投资人想要介入时，部分大股东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股权，成为企业重整的巨大阻力，最终可能导致企业彻底清算。 

这些诉求本身并无对错，但集中到同一个程序里，很容易发生冲突。在实践中，协调各方利益往往需要反复谈判和多轮博弈，这也是我国破产程序效率低下（平均审理周期两年左右）的重要原因之一。

◎ 第三，我国目前的跨国企业破产程序，存在许多不清晰的地方，跨境案件屡屡发生管辖争议。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指出，我国《企业破产法》无跨境专章，新《公司法》也未涉及此领域，实践中依赖双边协议，如“一带一路”倡议，但制度空白增加了国际债权人追索难度。

除此之外，法律衔接不畅，比如新版《公司法》强化了股东的出资责任和清算义务，但它和《破产法》之间没有打通，导致企业一旦出问题，不知道该先按哪套规则来走。 

另外，我国缺乏独立破产法院、破产服务机构，加之机制缺失（如统一信息披露标准）和司法资源不足（如预重整异化为变相重整程序），都加剧了企业拯救成本，阻碍了破产制度市场化改革。

以上这些制度短板，让企业在申请破产、实现安全退市时举步维艰。

然而，企业难破产，企业家更难破产。

个人破产制度，是指当债务人资不抵债或者丧失还债能力时，司法机构对其财产进行清算或重整，一定条件下，可以豁免其债务。

在许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企业和个人的破产是分开的：即便企业破产了，个人也丧失了还债能力，但只要启动个人破产程序，企业家的个人生活通常也会得到基本保障，比如保留生活必需财产等。这不仅让企业家有机会东山再起，也避免了因企业失败而导致的个人崩溃。 

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个人破产制度。地方上，仅有深圳借助经济特区立法权，推行了《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及近日，厦门就《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他地区在法律上仍是空白。 

与此同时，许多中小企业家在贷款时被要求“个人连带保证”，这意味着，一旦企业破产，企业家往往需要用个人财产无限兜底，自己的正常生活都无法保障，甚至沦为失信人，不能再担任企业的董事、监事，不能再参与政府采购、招标，甚至不能在金融机构贷款或办理信用卡。

据媒体调查，超过1/3的失信被执行人都可能曾经是创业者，超过90%的失信企业是民营企业。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量创业失败的企业家被迫“连人带企”一起沉没。

虽然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开始寻找答案——如果要改变现状，有哪些路径值得探索，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二

补丁怎么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部法律的完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更成熟的经验。 

鲍乐东指出，不同国家的破产制度各有侧重：美国的破产法注重“拯救”企业，重整程序非常灵活，鼓励企业在破产程序中继续运营；而日本则更注重“公平”，程序严谨，确保债权人能得到最大化清偿。

相比之下，中国早期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更倾向于“清算”，近年来，则越来越重视“重整”，希望能盘活企业资源，实现价值最大化。

而这，也是多位律师的共识——我国的破产法亟需进一步完善“重整”机制。

对此，鲍乐东建议，可以在法律上明确“预重整”地位的效力，也就是说，让企业在进入正式破产程序之前，就主动和债权人坐下来谈，提前协商方案。这样能显著提高重整的成功率和效率。 

常东岳则认为，我国企业破产重整的阻力本质是市场化机制与行政干预的冲突。未来，法律上要明确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社会保障上，可以把职工安置等社会问题纳入常态化社会保障，而不是都压在破产程序里；市场方面，则要健全信用修复机制，鼓励专业机构参与重整，让有价值的企业真正“活过来”。

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一些“轻量化”做法，比如像日本的“民事再生”那样，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重整路径；或者引入当日裁定等速裁机制，让那些几乎没有资产可清算的案件尽快了结。

图源：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 

董毅智则提出，目前企业要“私下协商”解决债务，所有债权人都必须同意，只要有人不同意整个计划就可能被卡死。因此，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用“多数表决”来通过方案，避免被少数人卡住。

三

氛围的打造 

当然，破产法的完善，只是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吃下定心丸的第一步，破产程序的进步，也依赖于制度和舆论环境的整体配合——

让企业家愿意也敢于申请破产，是所有破产程序的第一步。营造一种更理性的社会氛围，是文明发展、商业进步的必经之路。 

我们都知道，有市场就有淘汰，有创业就有失败。如果制度只鼓励“勇敢出发”，却不提供体面的“安全着陆”，企业家的个人命运就容易被裹挟进经济周期的残酷波动中。 

正如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所言，由于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下行、行业内卷等因素，创业精神弱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如何为创业者，尤其是遭遇困境甚至失败的创业者托底，值得全社会认真思考。

 除了社会舆论，鲍乐东还着重提了四点：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破产程序中最受影响的就是企业的员工，如果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失业职工提供及时的救助和再就业支持，就能大大缓解破产带来的社会矛盾。 

第二，构建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破产制度要顺利运行，需要所有参与者都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如果企业恶意转移资产，或与债权人恶意串通，破产制度就形同虚设。 

第三，提升司法公信力。破产制度的实施最终依靠法院的公正裁决，只有法院的公信力提升了，大家才会相信破产程序是公平的，而不是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第四，加强破产法的普法教育。很多人对破产法存在误解，我们要让更多人了解，破产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市场出清机制，也是对债权人乃至整个社会资源的最大化保护。

制度完善任重道远，企业和企业家的自救亦不能停，对遭遇困境的朋友，我们有三个建议，分别来自两位律师，一起来看看吧。

我有三点建议给企业家：

第一，企业家要守护家业，筑起“防火墙”，严防经营风险向家庭蔓延。 

法律层面，应坚持以企业名义借贷，杜绝个人担保，借助《夫妻财产协议》明确债务归属并向债权人明示。 

工具层面，可配置子女为受益人的人寿保单，其现金价值能抵御债务追索，或设立家族信托，隔离核心房产与股权。同时，务必杜绝个人账户与公司资金混同，避免触犯挪用资金罪，注册资本未实缴前需补足出资瑕疵，防范连带责任。 

第二，危机时刻，企业家的社会担当是化解舆论风险、赢得再生机遇的关键。快速响应员工欠薪问题，防止群体事件。

第三，面对周期迭代，企业家要培养“向死而生”的思维，将低谷视作战略重启的契机。

接纳当前处于康波周期第三阶段的现实，主动瘦身聚焦主业，砍掉负现金流业务，在绝望中保持对曙光的敏锐，经济复苏时迅速出海抢单。

对此，我认为吴晓波老师的方法论极具启示：“乐观是天性，悲观是能力——唯有承认冬天必至，方能锻造向死而生的勇气。”

我对企业家也有三点建议：

第一，家企隔离。我经常跟企业家说，要把企业和家庭分开。企业经营不善不一定会导致企业家个人破产，但家企不分却会导致无数家庭被连带破产。这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第二，提前预警，寻求专业帮助。当企业陷入困境时，越早面对问题，越有可能重整成功。破产重整不是失败者的标志，而是勇敢的选择。

因此，放下所谓的“面子”，拿起破产法这个“工具”。需要注意的是，破产程序高度专业化，一定要尽早寻求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 

第三，主动沟通，争取支持。在企业遇到困难时，不要躲避，要主动跟债权人、员工和政府沟通，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作为一名专注于股权全生命周期的公司法专业律师，我深知从公司设立、融资、运营到最后的退出、清算或重整，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我相信，通过我们法律人的共同努力，能够让更多企业家认识到破产制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商业工具来运用，从而助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资料：

1.《从两位老板坠亡看破产困境：我们欠民企一个“体面场”的机会》，非知名的刘磊，2025.7.23

2.《继深圳后，厦门将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财新，202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