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

1501万名居民，在4月12日上海划分了11375个封控区后画地为牢。

封控区的小区成了和外界不相连的孤岛，最基本的吃菜也成了问题。随之打响的“菜篮子保卫战”，团长成了最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他们能在快递停运、物资紧缺的时候，直接联系到货源和运力。

他们能团到整猪肉，还请来解剖学教授给猪肉分成等份发放。 

他们能利用共享文档来统计的团购需求，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

神通广大的团长在上海疫情中逐渐被神化，在微博上出现了“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的话题，居民们带着敬意说：“我的命都是团长给的。” 

而现实并不美好，除了那些少数以哄抬物价牟利的团长，多数团长需要承受难以言说的辛苦、面对防疫的压力，还有与高价团的被迫竞争。

他们是停不下来的人。

1

在上海做编辑的陈笛家里断了粮，抢了几天才之后他屡战屡败，于是，他选择成为一名团长。

95后菲菲住在长宁的老小区，只有120户人家的小区多数为老年人，只有拉起一个百人群才有可能联系得到团购物资。她找了警务室的工作人员帮忙发朋友圈，在每一栋楼的楼下贴自己的二维码，拉起了一个108个人的群做团长。

成为团长之后，他们需要点灯熬油地等半夜才姗姗来迟的菜，自己招募做过核酸的志愿者来帮忙消杀和送货，有人累瘦了、有人倒贴钱、有人每次需要自己收下质量不好的菜品，把碰碎的鸡蛋磕进自己的碗里。 

多数人当团长的动机都极为简单：想吃饱。

有人成了团长的团长：司令。

上海财经大学的崔丽丽教授利用自己认识的供应商资源，帮助上百个社区团长对接蔬菜、肉等物资。

她寻找供应商、检查证照、确定菜品种类和送达时间。有时候运力出现问题，崔丽丽也帮忙联络，没有人运鸡蛋，她就去谈让农场把鸡蛋运到菜园，再和菜园的车一起送到小区。

这些供应商从前普遍向企业供货，对于售后等问题都比较粗放，而崔丽丽还会负责协商商品有质量问题的退款事项，因为当团长，她每天需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

在“崔司令”这里找到物资的，至少有浦东和浦西超过800名团长。

2

人们的生活需要团长，但团长却要在法律的边缘游走。

团购有可能造成的疫情扩散，使得上海一部分居委会，已经明令禁止团购，而另一部分居委会默许，不支持也打击，但团长需要揽下所有风险。 

他们需要自己寻找货源和运力。

网上有人把《爱情神话》的台词改了一下“没有跟供应商砍过价的上海人是不完整的”，这些货源多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发货地是上海的近郊。

有人好奇，为什么几大巨头的物流进不来，但团长却能走得通？

一个主要原因是，疫情阻断了大部分的省外物资和上海市的物流。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一家大型粮油公司的高管表示，即便开出每车3万元的高价运费，仍然没有司机愿意跑这一趟，仅这一家公司500吨的粮油订单就无法运到上海。而上海周边的大量外地车也拿不到上海的通行证。

“野生团长”大量涌现后，上海的不少路段已经成了“卡车集市”。社区团购运米的、运卫生纸的、运水果的。有上海居民拍下，在上海的金科路上，绵延不断的卡车连接的长龙经常超过百米。

团长的优势就在于，他们能联系到的上海本地物资和消费者。但由于正常的市场被打乱，一套团购到居民手里的物资，有商品价格、物流价格、团购平台手续费、团长利润等费用层层叠加。

封闭在家的居民对其他环节的感知极少，他们看到的只有团长。
 

3

团长被众星捧月之后，一夜暴富的神话流传开来。

吃着高价菜的上海居民戏谑地说：“疫情已过，团长就能喜提海景房了。” 

然而，多数上海团长也是高价菜的受害者。团长陈宁把自己形容成一只给孩子搜索食物的母狮子，每天睁开眼，就要给崽子找吃的，运费的高溢价却让人望而却步。

运费高到开团均摊后，还经常超出商品本身的价值，她和“团员”被迫承担了溢价。认为陈宁从中赚取差价的居民并不在少数。

像陈宁一样的团长，一边承担指责，一边还要暗中和高价团竞争紧缺的运力。

因为有团长的存在，还在封控区的上海居民，餐桌上有了菜和肉，孩子和老人有了牛奶。但从团长手里拿过的高价物资，也让疫情中本不宽裕的居民，颇有微词。

陈宁正面回应过质疑：“他们赚多少，我无从得知，不必把我当做什么道德模范，我就是个希望自己和邻居能够吃饱喝足的普通人。”

菲菲在当了6天团长后，小区从封控区调整成了防范区，居民可以出入小区了，菲菲的终于不用再当团长，95后的她能够安心地做入职PPT，和一个普通的95后上班族那样，过上正常的生活。

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被卷入菜篮子保卫战的普通人，推动停滞的上海运转起来的重要一环。 

当封控解除时，他们终于可以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