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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来的上海,停不下来的团长

文 / 巴九灵

 

1501万名居民,在4月12日上海划分了11375个封控区后画地为牢。

封控区的小区成了和外界不相连的孤岛,最基本的吃菜也成了问题。随之打响的“菜篮子保卫战”,团长成了最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他们能在快递停运、物资紧缺的时候,直接联系到货源和运力。

他们能团到整猪肉,还请来解剖学教授给猪肉分成等份发放。 

他们能利用共享文档来统计的团购需求,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

神通广大的团长在上海疫情中逐渐被神化,在微博上出现了“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的话题,居民们带着敬意说:“我的命都是团长给的。” 

而现实并不美好,除了那些少数以哄抬物价牟利的团长,多数团长需要承受难以言说的辛苦、面对防疫的压力,还有与高价团的被迫竞争。

他们是停不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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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做编辑的陈笛家里断了粮,抢了几天才之后他屡战屡败,于是,他选择成为一名团长。

95后菲菲住在长宁的老小区,只有120户人家的小区多数为老年人,只有拉起一个百人群才有可能联系得到团购物资。她找了警务室的工作人员帮忙发朋友圈,在每一栋楼的楼下贴自己的二维码,拉起了一个108个人的群做团长。

成为团长之后,他们需要点灯熬油地等半夜才姗姗来迟的菜,自己招募做过核酸的志愿者来帮忙消杀和送货,有人累瘦了、有人倒贴钱、有人每次需要自己收下质量不好的菜品,把碰碎的鸡蛋磕进自己的碗里。 

多数人当团长的动机都极为简单:想吃饱。

有人成了团长的团长:司令。

上海财经大学的崔丽丽教授利用自己认识的供应商资源,帮助上百个社区团长对接蔬菜、肉等物资。

她寻找供应商、检查证照、确定菜品种类和送达时间。有时候运力出现问题,崔丽丽也帮忙联络,没有人运鸡蛋,她就去谈让农场把鸡蛋运到菜园,再和菜园的车一起送到小区。

这些供应商从前普遍向企业供货,对于售后等问题都比较粗放,而崔丽丽还会负责协商商品有质量问题的退款事项,因为当团长,她每天需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

在“崔司令”这里找到物资的,至少有浦东和浦西超过800名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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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需要团长,但团长却要在法律的边缘游走。

团购有可能造成的疫情扩散,使得上海一部分居委会,已经明令禁止团购,而另一部分居委会默许,不支持也打击,但团长需要揽下所有风险。 

他们需要自己寻找货源和运力。

网上有人把《爱情神话》的台词改了一下“没有跟供应商砍过价的上海人是不完整的”,这些货源多来自于他们自己的人际关系,发货地是上海的近郊。

有人好奇,为什么几大巨头的物流进不来,但团长却能走得通?

一个主要原因是,疫情阻断了大部分的省外物资和上海市的物流。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一家大型粮油公司的高管表示,即便开出每车3万元的高价运费,仍然没有司机愿意跑这一趟,仅这一家公司500吨的粮油订单就无法运到上海。而上海周边的大量外地车也拿不到上海的通行证。

“野生团长”大量涌现后,上海的不少路段已经成了“卡车集市”。社区团购运米的、运卫生纸的、运水果的。有上海居民拍下,在上海的金科路上,绵延不断的卡车连接的长龙经常超过百米。

团长的优势就在于,他们能联系到的上海本地物资和消费者。但由于正常的市场被打乱,一套团购到居民手里的物资,有商品价格、物流价格、团购平台手续费、团长利润等费用层层叠加。

封闭在家的居民对其他环节的感知极少,他们看到的只有团长。
 

3

团长被众星捧月之后,一夜暴富的神话流传开来。

吃着高价菜的上海居民戏谑地说:“疫情已过,团长就能喜提海景房了。” 

然而,多数上海团长也是高价菜的受害者。团长陈宁把自己形容成一只给孩子搜索食物的母狮子,每天睁开眼,就要给崽子找吃的,运费的高溢价却让人望而却步。

运费高到开团均摊后,还经常超出商品本身的价值,她和“团员”被迫承担了溢价。认为陈宁从中赚取差价的居民并不在少数。

像陈宁一样的团长,一边承担指责,一边还要暗中和高价团竞争紧缺的运力。

因为有团长的存在,还在封控区的上海居民,餐桌上有了菜和肉,孩子和老人有了牛奶。但从团长手里拿过的高价物资,也让疫情中本不宽裕的居民,颇有微词。

陈宁正面回应过质疑:“他们赚多少,我无从得知,不必把我当做什么道德模范,我就是个希望自己和邻居能够吃饱喝足的普通人。

菲菲在当了6天团长后,小区从封控区调整成了防范区,居民可以出入小区了,菲菲的终于不用再当团长,95后的她能够安心地做入职PPT,和一个普通的95后上班族那样,过上正常的生活。

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被卷入菜篮子保卫战的普通人,推动停滞的上海运转起来的重要一环。 

当封控解除时,他们终于可以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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