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天下不再有骨肉分离之痛。”
文 / 巴九灵
就在昨天，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这起群情激愤的社会恶性暴力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
该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还有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法律问题，但小巴更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给这起事件找到一个答案。
几经摸索后，一则关于城市公立学校学位预警的新闻，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都陆续发布了学位预警，许多地方的户籍适龄儿童数都高于公办小学、初中的学位数。
而另外一则关于乡镇幼儿园蔓延到小学、初中的关停潮数据，却更加引人注意。
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的小学、初中都出现关闭潮，2021—2023年间，全国小学分别减少了约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国初中从升到降，分别增66所、减400所、减200所。
而中小学的关闭潮主要出现在乡镇，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这两个相互背离的数据，反映了教育资源在城市、乡村里的供应极度不平衡。
这背后，有乡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种种因素在一起，却让另外一个群体饱受了磨难。
“留守儿童”。
图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没错，这是这次邯郸事件里受害者所属的群体，也是一个诞生已有30年的名词。
1994年《瞭望》杂志首次提出后，它便伴随着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后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种种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无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这些年留守儿童总数已经减少，但依然还有较大基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6693万留守儿童，其中包含4177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516万城镇留守儿童。
另外还有7109万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加起来合计达到1.38亿，占中国2.98亿儿童人口的46.4%。
如今，这一代人早已长大，但却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孩子，成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胡森告诉小巴：“我家里有10个堂表兄弟姐妹，8个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下一代——12个孩子里，6个都是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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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学，农村没学上
“我做电商运营助理，我老婆在工厂上班，我俩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只能赚12万—14万。”何云的学历是大专，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总共六口人。
何云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但是他真的感觉到力不从心。
因为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把孩子带到城市里一起生活。
他父亲在老家做石匠，一个月四五千的工资，母亲无工作在家带小孩，还有个没工作的妹妹，相当于三个人要养六个人。
“我们夫妻俩每个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稳定的情况下，两人一个月合计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万，到年底会给家里一次性寄1万元左右。”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如果要把孩子带到深圳上学，便宜的私立小学平均也要一年一万多；租房如果再多个房间，又要增加一年一万的开销；再加上平时还要照看孩子，夫妻俩必然有一个需要暂时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斩来算，一年下来，根本存不到钱。
所以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让他成为“留二代”。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不让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学校呢？
对何云来说，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主要依赖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两为主”方针——“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为保护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当地公立教育体系，会遇到各种限制。
这种限制包含三种类型：入学准入门槛、学位限制、升学限制。
入学准入门槛一般有两种形式，证件制或积分制。
证件制要求父母必须办齐相关证件后，孩子才有资格入学。比如北京的“五证”门槛——就业证明、居住证明、户口簿、居住证和户籍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而积分制，则会把父母的背景资历按分数计，只有父母达到一定分数，孩子才有资格入学。
比如苏州在2015年底颁行的《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细则（试行）》，会衡量父母的学历水平、技能水平、房产情况、表彰奖励、社会贡献等35项指标，并依项计分。
这种计分标准并不利好底层劳动者。学历项里，大专及以上才有分数，大专（高职）是30分，博士研究生为400分，与前者相差13倍；在房产项，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产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数越多，分数还会越高。
对于以初中文化程度占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说，无论是证件制还是积分制，大多都难以达到门槛。
即便勉强达到入学准入门槛，还需要面对第二关——学位限制。
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里，学校学位都需要优先满足学区内户籍儿童，只有在有空余学位时才接收流动儿童。
而在多个城市都发布了学位预警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即便满足了入学门槛的要求，因为学位不足，很多父母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入学。
入学后，很多流动儿童也会由于家住偏远，而放弃入学就读。
顺利进入公立义务教育体系后，他们还要努力克服第三关——升学限制。
在存在“高考移民”风险的省市里，会要求孩子的连贯学籍和更高的父母资历。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证明孩子有连续三年初中学籍，自己有合法稳定就业，并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才能升学。升学后，自己孩子也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无法进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进入公立教育体系呢？
父母就只能让孩子上当地更贵的私立学校，或者进入当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而后者，随着一线城市人口调控力度的增加，多年来也在陆续关停。
所以何云孩子的处境其实是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现状。如今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流动儿童都无法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乡镇老家的孩子们，也会面临无学可上的困扰。
“我们这个镇有16个村，之前每个村下面都会下设一个小学，现在6个小学都被撤销了，下半年还会再撤一半，到时候就只剩下五个小学了。”吴老师告诉小巴。他是江西一个村小的老师，如今已经年近60岁。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会提前升入镇初中。而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平均只有7——8名学生，也就是整个小学只有不到50名学生，和七八个教语数英的主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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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错配的资源和空间
“公共服务空间错配是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主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66.2%，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后者指户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
如今这两者中间相差19%，意味着有大量的外来常住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化的现代公共服务。
陆铭教授说道：“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财政支出。而对公共服务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来配置，就导致了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成为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了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要责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入学，都会增加一份经济负担。
以2022年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初中分别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则分别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国平均水平，也分别达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当然中央财政也会对各省份予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但这个保障水平并不高。
按照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中西部小学是每人600元，东部则是每人650元，属于杯水车薪。
除了经济负担，学校的公共教育服务短缺也是个重要问题。
“在政策上应大量建设学校，加强学校的供应。”陆铭教授认为，“边际增量的财政投入要倾斜到学校建设上。”
而在资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层面对于教育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随人口流动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过去将很多资源配置在外来人口的户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去年，户口迁移政策已经全面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万人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
东部地区除极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市外，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至少在未来，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解决孩子入学门槛这一块，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我打算未来攒点钱在县城买个小房子，让我爸妈和孩子从村里搬到县里，这样即便我们不能带他去深圳，他也能在县里享受到不错的教育。”何云也说出了自己解决孩子未来教育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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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批“互联网原住民”
从宏观上讨论的留守儿童群体，落在具体微观里，却是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不是一个月前，邯郸这起涉及留守儿童的恶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网关注，平时很难有人会关注留守儿童平时生活里的真实想法。
“现在这代留守儿童比我们那代更糟糕，我们那时候还会想着靠努力改变命运，他们现在很多就想着放弃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难受，他从小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儿童里，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远比他们那代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了生活无望的状态。他们的身心发展变得更加消极。
而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如今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没有父母管，他们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爱玩手机，然后也不爱运动，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离现实差距过大，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就躺平了。”胡森说出了他的观察。
他的说法不无根据。根据《青少年蓝皮书（2019）》，互联网成为留守儿童寄托情感的主要平台，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迷恋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交流与交往。
他们不仅爱上网，而且触网的年龄也远比想象的要早，上网的频率也非常高。据《青少年蓝皮书》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触网年龄在10岁以下的比例高达91.8%，45.7%的留守儿童每天都会上网。
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中国的家庭是三角形结构，三个角分别是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个结构最稳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结构就会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儿童要么是被爷爷奶奶这样的祖辈抚养，要么是被亲戚或父母朋友这样的上代抚养，但都无法弥补缺少父母照料而带来的家庭功能缺失。
因此，他们转而投身网络，来寻求关注和认可。但由于沉迷于网络，他们也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关注能力。
“我感觉现在的留守儿童问题会比我们那代更严重，因为从小就在网上接触到了太多娱乐信息，又没有人纠正。”如胡森所观察到的，这直接带来了三个问题：学习能力的下降，运动习惯的减少，以及心理问题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过调研，在农村青少年里，有近一半的留守儿童都有专属手机，他们用来刷短视频和玩游戏，并且调研中67%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
而根据论文数据，城市儿童会更多利用手机来获取新知识。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在体育锻炼上，城市儿童所用时长也显著高于乡镇农村儿童。
最重要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
一项针对四千名儿童的调查显示，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城市留守儿童确实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内向、胆怯，不善与人交往，约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发展理论，在0—3岁的安全感建立期、3—6岁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学阶段的上进心与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隐形伤害越大。
这种种问题慢慢也导致，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发生率变得更高，辍学率也在上升。而学校教育中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也会进一步导致留守儿童更多的犯罪行为。
而邯郸事件，或许就是这种个例最极端的展现。
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无法挤进的城市，还是逐渐凋敝的乡村；无论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还是无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儿童这个词和这个群体，都不应该成为常态。
希望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了几代人的灰暗童年，能从此成为历史，不再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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