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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天下不再有骨肉分离之痛。”

文 / 巴九灵

就在昨天,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这起群情激愤的社会恶性暴力事件终于有了新进展。

该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疑人正式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

这起事件,除了人性的恐怖,还有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法律问题,但小巴更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给这起事件找到一个答案。

几经摸索后,一则关于城市公立学校学位预警的新闻,引起了小巴的注意。

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都陆续发布了学位预警,许多地方的户籍适龄儿童数都高于公办小学、初中的学位数。

而另外一则关于乡镇幼儿园蔓延到小学、初中的关停潮数据,却更加引人注意。

根据教育部数据,全国的小学、初中都出现关闭潮,2021—2023年间,全国小学分别减少了约3700所、5100所、5600所;全国初中从升到降,分别增66所、减400所、减200所。

而中小学的关闭潮主要出现在乡镇,原因自然是缺少生源。

这两个相互背离的数据,反映了教育资源在城市、乡村里的供应极度不平衡。

这背后,有乡村空心化的原因,也有“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原因。

但种种因素在一起,却让另外一个群体饱受了磨难。

“留守儿童”。

图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没错,这是这次邯郸事件里受害者所属的群体,也是一个诞生已有30年的名词。

1994年《瞭望》杂志首次提出后,它便伴随着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后代,共生至今。

它指的是一群因种种原因而被父母留守在家,无法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孩子。

即便这些年留守儿童总数已经减少,但依然还有较大基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6693万留守儿童,其中包含4177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516万城镇留守儿童。

另外还有7109万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加起来合计达到1.38亿,占中国2.98亿儿童人口的46.4%。

如今,这一代人早已长大,但却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孩子,成为了留守的第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胡森告诉小巴:“我家里有10个堂表兄弟姐妹,8个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下一代——12个孩子里,6个都是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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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二代”城市上不了学,农村没学上

“我做电商运营助理,我老婆在工厂上班,我俩一年到头加起来,也只能赚12万—14万。”何云的学历是大专,如今和妻子在深圳打工,自己一家总共六口人。

何云和他的孩子,是真正的留守一代和留守二代。

曾是留守儿童的他,也想避免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但是他真的感觉到力不从心。

因为他竭尽全力,也无法把孩子带到城市里一起生活。

他父亲在老家做石匠,一个月四五千的工资,母亲无工作在家带小孩,还有个没工作的妹妹,相当于三个人要养六个人。

“我们夫妻俩每个月房租1500到1800,工作稳定的情况下,两人一个月合计能存5000,也就是一年能存6万,到年底会给家里一次性寄1万元左右。”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如果要把孩子带到深圳上学,便宜的私立小学平均也要一年一万多;租房如果再多个房间,又要增加一年一万的开销;再加上平时还要照看孩子,夫妻俩必然有一个需要暂时放下工作。按照收入腰斩来算,一年下来,根本存不到钱。

所以他们最终只能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让他成为“留二代”。

有人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不让孩子上更便宜的公立学校呢?

对何云来说,是想上上不了。

目前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主要依赖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两为主”方针——“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在各地政府的管理下,为保护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当地公立教育体系,会遇到各种限制。

这种限制包含三种类型:入学准入门槛、学位限制、升学限制。

入学准入门槛一般有两种形式,证件制或积分制。

证件制要求父母必须办齐相关证件后,孩子才有资格入学。比如北京的“五证”门槛——就业证明、居住证明、户口簿、居住证和户籍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而积分制,则会把父母的背景资历按分数计,只有父母达到一定分数,孩子才有资格入学。

比如苏州在2015年底颁行的《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细则(试行)》,会衡量父母的学历水平、技能水平、房产情况、表彰奖励、社会贡献等35项指标,并依项计分。

这种计分标准并不利好底层劳动者。学历项里,大专及以上才有分数,大专(高职)是30分,博士研究生为400分,与前者相差13倍;在房产项,租房者只有10分,而有房产的最低就有60分,房子越大、套数越多,分数还会越高。

对于以初中文化程度占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说,无论是证件制还是积分制,大多都难以达到门槛。

即便勉强达到入学准入门槛,还需要面对第二关——学位限制。

绝大多数一二线城市里,学校学位都需要优先满足学区内户籍儿童,只有在有空余学位时才接收流动儿童。

而在多个城市都发布了学位预警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即便满足了入学门槛的要求,因为学位不足,很多父母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入学。

入学后,很多流动儿童也会由于家住偏远,而放弃入学就读。

顺利进入公立义务教育体系后,他们还要努力克服第三关——升学限制。

在存在“高考移民”风险的省市里,会要求孩子的连贯学籍和更高的父母资历。

比如北京,父母需要证明孩子有连续三年初中学籍,自己有合法稳定就业,并且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才能升学。升学后,自己孩子也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无法进入普通高中。

那如果不进入公立教育体系呢?

父母就只能让孩子上当地更贵的私立学校,或者进入当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而后者,随着一线城市人口调控力度的增加,多年来也在陆续关停。

所以何云孩子的处境其实是绝大多数流动儿童的现状。如今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流动儿童都无法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不得不回老家留守。

可是回到乡镇老家的孩子们,也会面临无学可上的困扰。

“我们这个镇有16个村,之前每个村下面都会下设一个小学,现在6个小学都被撤销了,下半年还会再撤一半,到时候就只剩下五个小学了。”吴老师告诉小巴。他是江西一个村小的老师,如今已经年近60岁。

在他的村小里,只有一年级到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会提前升入镇初中。而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平均只有7——8名学生,也就是整个小学只有不到50名学生,和七八个教语数英的主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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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错配的资源和空间

“公共服务空间错配是产生留守儿童问题主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表示。

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有66.2%,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却只有47%。

前者指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后者指户籍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

如今这两者中间相差19%,意味着有大量的外来常住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到城镇化的现代公共服务。

陆铭教授说道:“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财政支出。而对公共服务的配置,往往都是按照户籍人口而不是常住人口来配置,就导致了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成为了地方的财政负担。”

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了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要责任,使得地方政府每多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入学,都会增加一份经济负担。

以2022年为例,北京的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小学、初中分别为35896.9元、62214.95元;上海则分别为32009.96元、45055.84元;而即便是全国平均水平,也分别达到了12791.64元、18151.98元。

当然中央财政也会对各省份予以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但这个保障水平并不高。

按照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里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中西部小学是每人600元,东部则是每人650元,属于杯水车薪。

除了经济负担,学校的公共教育服务短缺也是个重要问题。

“在政策上应大量建设学校,加强学校的供应。”陆铭教授认为,“边际增量的财政投入要倾斜到学校建设上。”

而在资金投入上,他也表示:“中央层面对于教育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更多地跟随人口流动方向去配置,而不要像过去将很多资源配置在外来人口的户籍地,即人口流出地。”

不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指出,要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在去年,户口迁移政策已经全面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万人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

东部地区除极少数超大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市外,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至少在未来,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解决孩子入学门槛这一块,会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我打算未来攒点钱在县城买个小房子,让我爸妈和孩子从村里搬到县里,这样即便我们不能带他去深圳,他也能在县里享受到不错的教育。”何云也说出了自己解决孩子未来教育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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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批“互联网原住民”

从宏观上讨论的留守儿童群体,落在具体微观里,却是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不是一个月前,邯郸这起涉及留守儿童的恶性暴力案件引起全网关注,平时很难有人会关注留守儿童平时生活里的真实想法。

“现在这代留守儿童比我们那代更糟糕,我们那时候还会想着靠努力改变命运,他们现在很多就想着放弃努力了。”胡森感到非常难受,他从小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在他看到的新一代留守儿童里,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远比他们那代更早的时候就进入了生活无望的状态。他们的身心发展变得更加消极。

而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如今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

“根源就是没有父母管,他们比有父母管的孩子更爱玩手机,然后也不爱运动,手机上看到的东西又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离现实差距过大,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就躺平了。”胡森说出了他的观察。

他的说法不无根据。根据《青少年蓝皮书(2019)》,互联网成为留守儿童寄托情感的主要平台,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迷恋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交流与交往。

他们不仅爱上网,而且触网的年龄也远比想象的要早,上网的频率也非常高。据《青少年蓝皮书》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首次触网年龄在10岁以下的比例高达91.8%,45.7%的留守儿童每天都会上网。

原因也很简单,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中国的家庭是三角形结构,三个角分别是父亲、母亲和孩子。这个结构最稳固也最脆弱,缺失一角,结构就会破裂,家庭功能缺失。

留守儿童要么是被爷爷奶奶这样的祖辈抚养,要么是被亲戚或父母朋友这样的上代抚养,但都无法弥补缺少父母照料而带来的家庭功能缺失。

因此,他们转而投身网络,来寻求关注和认可。但由于沉迷于网络,他们也逐渐丧失了对现实的关注能力。

“我感觉现在的留守儿童问题会比我们那代更严重,因为从小就在网上接触到了太多娱乐信息,又没有人纠正。”如胡森所观察到的,这直接带来了三个问题:学习能力的下降,运动习惯的减少,以及心理问题的增加。

武大夏柱智副教授在2021年曾有过调研,在农村青少年里,有近一半的留守儿童都有专属手机,他们用来刷短视频和玩游戏,并且调研中67%的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

而根据论文数据,城市儿童会更多利用手机来获取新知识。据《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在体育锻炼上,城市儿童所用时长也显著高于乡镇农村儿童。

最重要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

一项针对四千名儿童的调查显示,和非留守儿童相比,城市留守儿童确实有更加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内向、胆怯,不善与人交往,约五分之一的孩子任性、自我中心、自私。

按照人格发展理论,在0—3岁的安全感建立期、3—6岁的自信心建立期,和小学阶段的上进心与自尊形成期,父母的陪伴越少,孩子受到的隐形伤害越大。

这种种问题慢慢也导致,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发生率变得更高,辍学率也在上升。而学校教育中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也会进一步导致留守儿童更多的犯罪行为。

而邯郸事件,或许就是这种个例最极端的展现。

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无法挤进的城市,还是逐渐凋敝的乡村;无论是不被父母照料的童年,还是无法照料孩子的成年,留守儿童这个词和这个群体,都不应该成为常态。

希望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了几代人的灰暗童年,能从此成为历史,不再反复。

 

相关链接:

《山村留守儿童,手机的爱与痛|热议》

《中国儿童人数持续减少 近半受人口流动影响养育支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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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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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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