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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剩男”多,城市也救不了

——幻想中的,隐藏在某处的,能够补齐性别缺口的女性,可能并不存在。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婚姻,是男女大事,也是国家大事。

今年5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5月下旬起,浙江、广东、重庆、山东等地统计部门随即开展了“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

7月以来,部分地区公布调研报告,不出意料,不容乐观。

浙江宁波的农村,平均结婚费用30.78万元,最高达到200万元,大头花销是彩礼和婚房,多数由男性主要承担。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132元/年。

浙江兰溪的农村,彩礼一般18.8万元起步,平均结婚费用22.65万元,最高达到180万元。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021元/年。男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没有稳定收入”,女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择偶标准高”。

浙江丽水的农村,超过半数的适龄青年认为找对象比较困难或非常困难,男青年未婚的最主要原因同样是“没有稳定收入”,女青年则是“择偶标准高”和“不想结婚”。报告还指出,留守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导致更多“剩男”。

山东青岛的农村,31岁—35岁受访男性中,未婚且无恋爱对象的占到9.46%,而同龄女性中未婚且无恋爱对象的只有1.89%。当地结婚的平均费用也在30万元以上,而且超过七成的案例是男方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

从各地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通点:

 ① 结婚花销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近十倍,主要由男方家庭承担。

 ② 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远)多于同龄未婚女青年。

 ③ 留守农村的男青年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加剧了择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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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

 

不少调查报告在结尾中提到,倡导“婚事俭办”,扭转“天价彩礼”等不良婚俗。但在我们看来,是上文的②+③导致了①,天价彩礼只是各方基于现实进行博弈的最终结果。

供不应求,价格升高,供过于求,价格降低,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当男女比例失衡,人作为一种资源,供需关系也会反映在价格(彩礼)上。

此外,婚姻是一场长期投资。评估一项资产是否值得持有,自然要考虑其未来收益对当下的贴现。如果该资产的未来收益堪忧(“没有稳定收入”),想要引人投资,就只好搭配其他优质资产(彩礼+婚房)了。

个体可以讲因缘,谈感情,但群体共通的选择,背后往往有理性的考量,不是一句“杜绝陋习”就能扭转。

何况农村婚姻,还有更加让人不得不理性的一面。

今年“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陈中红指出:受重男轻女、从夫居等传统观念影响,农村女性往往因其出嫁或者离婚而无法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保障。

一是出嫁女性的村民待遇“两头空”(在娘家和婆家都没有土地权益);二是离婚女性的村民待遇“两头空”;三是丧偶女性的村民待遇难保障;四是村民决议含有性别歧视。

婚姻会给农村女性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都将体现为溢价。

一味取消彩礼,只会让更多女性趋利避害,选择不结婚,进一步恶化婚配市场的性别失衡。实际上,在不少地方的调查中,已经发现了这种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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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怎么办呢?

有农村问题专家提出了一个“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也有地方政府表示:教育和引导农村女青年热爱家乡、建设家乡,鼓励她们留在家乡,改变家乡的面貌,努力降低农村男女青年失调的比例。

引来骂声一片。

我们不从价值层面讨论这项提议,单从数据层面,看看这种思路是否可行。

恰好《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10月正式出版,提供了比公报更详细的“七普”数据。

首先,过去十年,农村中青年男女比例确实发生了剧烈变化。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常住农村居民中,20到39岁人口按不同年龄段,性别比在98—105左右(女性=100),接近自然性别比104。

到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农村居民中,20到39岁人口按不同年龄段,性别比已然提升至115—123

按性别比120考虑,也就是男女比例6∶5,即使所有女性全部婚配(当然不可能),也注定有1/6的适龄男性没有伴侣。

那怎么办?去城市里找吗?

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普遍认知:更多的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所以城市里“剩女”多,农村“剩男”多,这是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构问题。

这种认知是错的。

在23座GDP万亿城市中,只有南通一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性别比低于100,深圳是122,佛山是119,广州是112,苏州、杭州、宁波都是109。

还有三点需要注意:

其一,大多数城市的户籍人口性别比偏低,会拉低常住人口性别比。如果我们要观察近年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群,更合适的指标是常住非户籍人口性别比,这一数字会更高。

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来说,常住非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以无锡为例,2020年常住人口中男性3848880人,女性3613255人,性别比为106.52,不算很高。

户籍人口中男性2497301人,女性2592368人,为性别比96.33。

据此可以算出,常住非户籍人口中男性1351579人,女性1020887人,性别比高达132.39。

 

其二,不难看出,制造业越发达的城市,男性越多。但即便是北京——制造业外迁,服务业占比83.8%——常住非户籍人口的性别比也超过了114。

其三,以上数据是全年龄人口性别比,而非适龄青年的。由于女性更长寿,65岁以上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因此老龄人口会拉低整体性别比,实际上适龄青年的性别比还会更高。

所以,流入城市的人群里,同样是男多女少,无法反哺农村。

至于“异常值”南通,性别比偏低恰恰是源于人口常年流出。

十年前“六普”时,南通的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34.5万人,性别比低至89.65。因为南通紧邻上海——当时上海尚未控制人口规模,2000年—2010年增加了628万人,排名全国第一。

如今南通经济活跃度提升,已经连续三年新增就业10万人以上。随着“七普”结果公布,南通首次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性别比也恢复到了97.05。

 

3

农村里男多女少,城市里也男多女少,那么女性都去哪里了?

有两点可供说明:

第一,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也存在差异。

即使是男多女少的大城市,辖区之内仍然有城市、镇、乡村的区别。整体来看,城镇的性别比确实比乡村低,相对而言女性更多。

这方面数据不够充分,完整数据要等明年出版的各省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四座直辖市的数据中窥见端倪。

也就是说,虽然某些地区的适龄青年性别比高达130,但并不是全国到处都是这样。 

第二,幻想中的,隐藏在某处的,能够补齐性别缺口的女性,可能并不存在。

全国90后一代人,乃至00后一代人,虽然性别比没有达到130,但确实超过了11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① 计划生育政策越发严格;②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③ 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技术日趋成熟;三大因素共同造成,90后、00后性别比畸高。

能让性别归于平衡的那部分女性,就没机会存在过。

 

4

再问一遍,怎么办呢?

这不是风俗问题,甚至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没什么好办法,譬如一双拐杖一长一短,要么截长,要么补短。无论是让部分男性放弃婚姻还是从东南亚国家娶妻,都很残酷。

《丽水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提到:

有的通过中介从缅甸等国家娶妻。但这些人往往无合法身份证件,落不了户口,办不了身份证,领不了结婚证,享受不了医保待遇。有的嫌生活清苦丢下孩子不辞而别,坍塌了整个家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向未来,倒是有一些能改变的。

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查了100多万在2009年11月到2010年10月出生婴儿的详细信息,特别是,统计了他们母亲的学历。

结果发现,母亲学历越低,婴儿性别比越高。

 

我们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因果链条:

也许母亲学历越低,相应地,父亲学历也越低,父亲的重男轻女思想主导了女性的生育决策;

也许夫妻双方学历越低,财务越难独立,越容易受到父母长辈影响,大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主导了小家庭的生育决策;

也许整体学历越低的地方,就是越贫困的地方,传统观念越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育决策。

但我们还是会想起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的那句话: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国民人均知识储量,也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农村青年婚姻关系情况”调查,还是发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地方,90后、00后,生在男多女少的环境里,但他们心中重男轻女的观念,终于淡了。

 不同分类农村青年生育观念情况(%),来源:宁波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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