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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口罩可以浓缩出半本经济学教材。
——吴晓波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昨天，在天堂的某一间阶梯教室，一堆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在疫情暴发期间，口罩的价格应不应该被管制起来。”
一月底，陕西省凤翔县仁和堂药店以19元/只的价格进货了一批口罩，以25元/只的价格对外零售，有消费者举报“高价牟利”，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了药店的营业执照。二月初，山东兰陵县五家药店因高价卖口罩的行为，被罚款共计120万元。
第一个发言的，当然是亚当·斯密，他是在场所有人的老师。他不但是“看不见的手”的发明人，还当过很多年的苏格兰海关专员。
斯密说：“人因自私而利他，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决定了市场的活跃度，疫情的暴发导致口罩的紧缺，价格的波动是需求的自然反应，靠‘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调节，政府没有管制的必要。”
“我完全同意亚当老师的观点。”第二个站起来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进一步阐述道：“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而供需优化的最佳模式，是充分竞争的自由贸易。”
马歇尔讲完，教室冷场了好一会儿，有人看着窗外，有人在咬自己的指甲。马歇尔只好点名了，他叫道自己学生的名字：“凯恩斯，别玩手机了，说说你的观点。”
凯恩斯挺倒霉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战时经济和萧条有与老师不同的看法，他怯生生地跑到黑板前，画出了一个公式：
K=1/(1-b）
然后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b为边际消费倾向，b=Δc/ΔY，Δc为消费增量，ΔY为国民收入增量。根据我的研究，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支出的乘数效应也越大。现代市场经济常常会陷入一种非充分就业的均衡，政府应该通过货币和财政手段来动态调节市场的失衡……”
亚当·斯密看不懂这些复杂的公式，他很不耐烦地嚷道：“约翰，直接说你的结论吧。”
“那我就直说了。”凯恩斯咽了一下口水，“在特殊状况下，政府应该管制口罩的供给，包括它的定价。”
凯恩斯的发言当即在教室里引起了一番骚动。卡尔·马克思跟在场的很多人都不对味，他根本不屑于今天的讨论，不过没想到凯恩斯的话倒稍稍让他中意，他喃喃自语说：“资本家绝对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榨取剩余价值的机会。如果有100%的利润，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就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你这个自由经济的叛徒！”教室里响起了哈耶克的声音，这位比凯恩斯小16岁的奥地利人活着的时候，就看英国佬不顺眼，“你的观点将导致在竞争领域的严重限制。在向这个方向探索的同时，我们应当小心翼翼，以防止所有的经济活动，会一步一步地依赖政府支出的方向和规模。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将导致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凯恩斯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大声反驳说：“哈耶克同学，你在财政部工作过吗？你参与起草过战后经济重建计划吗？在道德和哲学上，我几乎同意你的所有观点，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在何处划分界限的说法。我猜想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现实性。你这个书呆子！”
“我认为亚当·斯密老师和哈耶克是对的。”坐在凯恩斯后排的美国人罗纳德·科斯忍不住加入了论战，他是企业契约理论的提出者，“任何市场交易行为都可以通过‘自愿联合’或‘协商解决’来实现。政府管制了价格，让生产者和流通者无利可图，最终的结果是供给量减少，市场上的口罩会越来越少。”
“凯恩斯才是对的。”又有一个美国人斯蒂格利茨站了起来，他是诺奖得主，大学教授，同时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在世界银行当过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他的观点是：“市场和政府，都会失灵。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它可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政府应该在更正市场失灵和市场局限，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
他接着说：“今天中国的疫情，如同战时状态，口罩已经俨然是一种战略物资，它的供给是否充足，价格是否稳定，将严重影响公众的情绪，政府管制是必须的。需要警惕的是，战时政策不能常态化。”
“斯蒂格利茨，你错了。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说话的是不足1米6的“矮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跟科斯是铁哥们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鼓励政府参与定价。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得无害。”
“弗里德曼同学，你的那帮芝加哥小子当年把智利搞得还不够乱？完全的自由，等于没有自由。科斯并不知道自己的定理是什么。至于到底是否存在这么一个定理，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反驳者是萨缪尔森。
只要有弗里德曼的地方，就有他的死对头萨缪尔森，他们活着的时候，吵了一辈子，到了天堂也没有消停过一天。“当年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见识了弗里德曼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有多么错误。希望你不要再去误导中国人了。”萨缪尔森继续说道。
“萨缪尔森，我活着的时候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写一本经济学教材，让你到今天还在祸害人间。”弗里德曼人最矮，嗓门最大，他当年的外号叫“瞎啰”。
眼看着两人要打起来了，一场严肃的经济学案例讨论显然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于是，散伙。
注：本文场景完全虚构，不过经济学家们的发言观点，全数来自他们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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