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文/吴晓波
 
张謇是国史上第一位下海经商的状元,他的大生集团一度是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他是中国商绅集团的绝对领袖,他也是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人。
 
这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你若问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企业家是谁,我会说是:张謇。当今存世的所有企业家,就精神境界而言,张謇是最值得追慕的人物。
 
1
 
1894年7月,中日爆发甲午海战。
 
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
 
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翰林院的老修撰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
 
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头也没有抬过一下,好像眼前视若无物。
 
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2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
 
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牧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
 
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张謇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
 
 
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当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丝厂,张謇颇有与之争利的意思。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
 
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大官巨贾在背后支持,在官职上,他也不过是一个虚衔的翰林院编修,没有什么公权力可以利用。
 
于是,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
 
张謇拟订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打算以2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颇是诱人,而且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是,募股却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
 
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
 
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张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经商才能。在大生创办之初,他亲自执笔撰写《厂约》,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确的职责,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等都有具体规定。
 
《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达195条,在当时,这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水准。
 
 
在纱厂正常生产后,为了降低棉花的收购成本,张謇接着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开始自己种棉花。
 
接着,他又陆续开办广生油厂、大兴(复新)面粉厂、资生冶(铁)厂、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等等。
 
这些企业都与纱厂有产业上的关联性: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籽,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为大生生产包装纸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纸,办复新是因为大生有富余的动力而且每天浆纱织布需要大量面粉,办轮船公司最初是为了大生的运输需要,办懋生房地产公司是外来人口渐多需要住房,办铁厂则是为了制造织布机、轧花车等设备。
 
如此完备而精妙的产业链打造,完全是大工业制造的理念,不但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百年后视之,仍是商业战略上的正道。
 
3
 
张謇办厂,另外一个大的贡献是“绅督商办”,这是晚清企业的一大进步模式。
 
作为股份制的大生纱厂,股本中有一半是国营的南洋纺织局积压的纱机折算过来的官股,所以在一开始它也被称为是“官商合办”。
 
不过终张謇一生,他都没有让官府的手伸到企业里来过。数十年中,官股从来只拿官利、分红,并不干涉厂务。
 
身为“总理”,张謇本人虽也是股东之一,但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靠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
 
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我们称之为“士商”或“绅商”,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成时尚。
 
学者马敏认为:“在官与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们往往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即所谓‘通工商之邮’,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媒介,担负起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的双重使命。”
 
 
这一士商阶层的陡然出现,因其思想、资本与政治资源的多重组合,很快成为影响中国变革进程的一大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会动荡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1900年之后,张謇的大生纱厂进入全盛期。
 
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一口气先后创办了 19 家大大小小的企业,赫然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4
 
中国人向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理想,对企业家来说,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这方面,张謇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典范。
 
他常对人说,“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
 
张謇的尽心构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彻底改造自己的家乡南通县。而实行的办法就是“父教育,母实业”,把南通建成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模范城市。
 
从1903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
 
南通原本是个偏处一隅的小城,在张謇办厂之前,城内人口不过4万,没有任何工业,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们按农业社会的节奏过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小城被一条叫濠河的河流所环绕,千百年来有“富西门,穷东门,叫花子南门”之谓。张謇便把自己的事业都投注在南门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他立誓要在这里建一座中国最好的模范城。
 
随着他的企业日渐增多,荒芜的城南竟渐成气象。
 
南通旧城内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狭窄,宽不过两间,只能通人力车,南边的新城则道路宽广,可通汽车,沿着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师范、图书馆、博物苑、更俗剧场、南通俱乐部、有斐旅馆、桃之花旅馆,以及女工传习所、通海实业银行、绣织局等等企业及公共设施比邻而兴。
 
将近二十年下来,南通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笔J.B.鲍威尔称之为“中国大地上的天堂”,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
 
1922 年,北京、上海的报纸举办“成功人物民意测验”,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这一年正好是他70岁大寿。
 
让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这一辉煌的时刻,张謇的企业突然冒出了危机的苗头,他很快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5
 
危机源于市场的突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进入战后复兴,中国再成被争夺的市场,再加上连年农产品歉收,各种原材料大涨,脆弱的民族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其中,景象最惨的是前些年发展最快的棉纺业。
 
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价格上涨了73%,厂家不堪其重,爆发了纱厂危机,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纱厂停产歇业。
 
在这场危机中,最轰动的事件便是张謇的破产。
 
晚年的张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务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设,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生产经营上不得而知。
 
大生集团在1919年创下盈利380多万两的最高纪录,到1922年就因棉花涨价而出现了亏损,该年亏掉70万两,其后就江河日下。
 
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万两的巨额债务。
 
到1925年,大生集团已经资不抵债,光是大生一厂的债务就已经高达906万两,张謇被迫把苦心经营将近30年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接办。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
 
已年过72岁的张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难,他不由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张謇商业王国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纱产业的危机外,还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理想主义的沉重包袱。为了南通的公共事业,大生纱厂常年无偿输血,已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
 
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企业办社会,最后拖累大生。
 
二是多元化经营失控。张謇晚年反省失误时承认“本小事大”“急进务广”,其中失误最大的投资是垦牧产业。
 
垦牧业带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2119万元,它们竟然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
 
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1926年7月17日,张謇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
 
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其实,张謇之不能忘记,又何止轻工业而已。
 
(本文整理自吴晓波的《张謇:最“失败”的状元》,有删节)
话题:



0

推荐

吴晓波

吴晓波

481篇文章 1天前更新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