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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的科技金融将呈现为两种主要的发展路径,其一是基础于供应链的金融服务,其二则是飞贷模式,依托于大数据能力,在风险控制和运营效率上比拼服务。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认识唐侠快一年了。2016年夏天,有一次去深圳做调研,有人向我推荐飞贷,“它现在是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个现象级企业,很多金融机构的人专门到深圳去观摩。”那时正是互联网金融“臭大街”的时候,每天都有跑路和抓人的消息。
 
果然,见到唐侠,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是一家典型的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完全不同于P2P。”
 
其实到今天,我都没有弄明白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之间的差别,其间的微妙,或许是“金融”与“科技”孰轻孰重的关系。
 
 
唐侠让我体验一下他的产品。我下载飞贷,录入自己的信息,前后仅仅三分钟,飞贷就判断出我是否是一个合格的贷款人。唐侠说,在飞贷上获得贷款的大多是小微业者,平均贷款额度在6万元左右。他还透露了飞贷的呆坏账率——出于商业机密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公布这个数据,总之低得让我非常地吃惊。
 
唐侠是我的同龄人,毕业于武汉大学金融系,在中国建设银行服务了十三年,之后在国信证券、世纪证券担任副总裁级高管。2005年创业,组建投资管理公司,2010年创办这家公司,而那时正是Lending Club模式进入中国的时刻,基础于互联网的小额贷款业务悄然兴起。
 
在那一段时期,进入这一领域的创业者有三个标配:80后、互联网人、法律出身。作为一个“老银行”,唐侠是一个浑身上下盖满了“保守”戳记的另类。
 
 
飞贷一度是典型的线下运营的金融服务公司,它在全国有近四十家分公司,员工达到2400人,很快陷入到地推拉客的红海之中。随着业务的扩张,唐侠明显感觉到模式的迟滞和风险的累积,“按那条路跑下去,公司的员工规模迟早会到一万人,这算是什么金融创新呢?”
 
2015年2月,唐侠痛下决心改组公司的业务模式,到这一年10月,推出了飞贷1.0产品。两个月后,e租宝事件爆发。唐侠是极少数在事前就意识到这种问题必然迟早出现的人之一,这也是他从来不碰P2P的最根本原因。
 
飞贷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把风险控制放在了第一位,以大数据运用的方式摆脱了传统的人海战术,通过对大数据整理、挖掘、建模及测试部署,利用决策引擎自动审批,最终给用户一个合理的授信额度。
 
另外一个重要的创新是,飞贷本身不放贷,借款人获得的贷款资金完全来源于银行和持牌金融机构,坚决不碰监管红线。
 
当新金融把自己的核心能力重新回归于风险控制和科技技术之后,创新的效率终于被真正地激发了出来。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飞贷的员工人数从2000多人陡降到4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科技和风控人员。
 
 
互联网技术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是一个不可逆的潮流。而以e租宝为代表的模式是中国式野蛮生长的常见景象,在监管和行业洗牌的双重压迫下,新金融模式——或者说金融科技的能力正逐渐凸显。
 
在过去的2016年,平安普惠推出i贷。i贷的“三分钟线上审核、二十四小时放贷”与飞贷的金融科技创新模式不谋而合。平安普惠副总裁徐汉华告诉我,i贷升级版于8月上线,到12月,放贷余额已突破53亿元。
 
以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新变化,未来中国的金融科技将呈现为两种主要的发展路径。
 
其一是基础于供应链的金融服务,以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为代表,他们背靠万亿级的电商交易数据,在闭环之内,提供消费信贷服务,如蚂蚁微贷、花呗和白条等;
 
其二则是飞贷和i贷模式,它们依托于开源的大数据基础,在风险控制和运营效率上比拼服务能力,在看得见的未来,“人脸识别”“微表情测谎”等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增强其竞争的能力。
 
这两种路径,各有优势,但都毫无悬念地将重构金融消费者的信用认定模式。
 
 
有一次与唐侠交流,他笑着说,自己现在被之前金融行业的朋友们戏称为“创新坏小子”。
 
的确,水草肥沃的传统线下信贷行业正在被这些致力于创新的“坏小子”们解构。
 
随着飞贷等新型产品和模式的延伸,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金融景象是,左边是来自银行、信托、保险、基金形成的资金供给,中间是金融科技公司的产品设计、大数据智能风控体系、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右边是庞大的中小贷款用户。这一模型的发展,将会形成金融机构、创新金融科技公司和用户之间的共赢局面。
 
变革正以比我们想象得更快的速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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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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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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