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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嘉诚的争议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 年轻时期的李嘉诚 |

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 李嘉诚投建的盐田港集装箱码头 |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 李嘉诚和家人的合影 |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 后无来者的“李超人” |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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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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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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