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难题的李约瑟博士是一个四肢发达、长相英俊的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1942年11月，李约瑟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陪都重庆，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对中国的兴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带南京普通话腔”的中文，来自于他的学生兼中国情人鲁桂珍小姐的培育――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

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先后在中国做了十一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望远镜及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条件十分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他还在敦煌发现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刚经》，在地震后的都江堰见识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与鲁桂珍

据他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标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管子对月亮周期的潮汐现象与亚里斯多德的观察完全一致。可是为什么在最近的数百年里，中国的科技会停滞不前，以至于成了一个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国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著

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特殊的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还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自秦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正面效应是，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而这种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造成商业活动的压抑与滞后。

“李约瑟难题”跟所有历史难题一样，其实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开放性假设。它的提出，既让人们从一个崭新角度审视中国文明的价值，同时也“意外”地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激发了“老子祖上很厉害”的民族自恋情结，二是为本轮现代化的滞后找到了一个历史性借口。这一代人所犯的错误，却总喜欢从前N代人的“遗传”中去寻找理由，这往往是历史悠久民族的一个通病。

此外，“李约瑟难题”的命题本身还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华裔文化学者余英时便指出，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他认为，中、西方所谓的“科学”同名而异实，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科学史教授席文的观点与余英时相似，他认为，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

事实上，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命题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高举的两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赛先生（科学Science）。在1923年，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林语堂则在《吾土吾民》中写道：“希腊人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与天文学，连印度人都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这都以分析性思维为基础，但中国人却未能发展自己的语法学，数学与天文学的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李约瑟的工作正是对这些思考的历史性延续，他给出的结论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正是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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