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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血缘关系的球员,在海外打出名头,回乡报效球队,何尝不是一种形式的潮汕商帮精神。” 

 文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看世界杯,如同上一门地理课,中国人总会了解到一些极其冷门的国家。 

2002年日韩世界杯,我们第一次知道加勒比海的哥斯达黎加,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加勒比”佛得角彻底出圈了:小组赛上,“佛的脚”逼平夺冠概率高达16%的西班牙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冷门。 

说冷门,只因佛得角是一个由十个小岛组成的岛国,孤独于大西洋,人们只有化身“列文虎克”才能在地图上找到。人口只有55万,相当于灵隐寺一个礼拜的游客数。这让14亿人口的印度,多少有点尴尬。 

除了阳光沙滩,佛得角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气候干旱,一穷二白,曾是西非黑奴贸易中转站(玩笑话:没有佛得角,就没有美国)。它于1975年从葡萄牙独立后,便被打上“资源最稀缺、经济基础最薄弱、最不发达的国家”的标签。 

正是这般背景的佛得角,用坚韧感动了全球,而更让球迷动容的,是球队门将沃齐尼亚。 

身价总共12亿欧元的西班牙队,控球高达74%,狂轰27脚射门,却都被这名身价仅5万欧元的“千手观音”拦了下来。 

赛后,沃齐尼亚泪洒球场。他25岁才踏上职业球场,辗转无数小俱乐部,几近失业,40岁才第一次站在世界杯,堪称励志,几乎一夜之间,沃齐尼亚在社交平台的粉丝便从5万暴涨至500万,然后到600万,是佛得角全国人口的10倍多。

他在采访中袒露了遗憾:养他长大的祖父母去世、母亲因负担不起15000美元的签证保证金而无法观赛。而这句话,结合他的职业生涯,暗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秘密和与中国的紧密联系。

图源:小红书

非洲潮汕人 

沃齐尼亚的童年并不完整,他由祖父母养大,因为父亲参军,母亲则在葡萄牙务工,支撑整个家庭,这引出了佛得角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侨汇。 

佛得角的常住居民虽然只有55万,但跨越四代人,海外侨民高达150万至200万(包括后裔),仅美国和葡萄牙就有26万和10万佛得角裔。这源于佛得角独立后,贫困和干旱迫使大量佛得角人远走他乡,去美国、葡萄牙、法国等发达国家谋生。 

圣文森特岛的保罗,今年24岁,在葡萄牙的一家建筑工地当钢筋工。每月大概2000欧元,每月省下800欧元,寄回去500欧元,自己则留300欧元。靠这500欧元养活他的母亲、妹妹和瘫痪在床的奶奶。“够她们饿不死,但不够她们活得像个人。”他说这话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他们就像上世纪的潮汕人一样,在东南亚等海外国家从最低等的活干起,然后把辛苦钱汇回国内。这些侨汇就像无声的血液,在经济的静脉中流淌,支撑一方的运转。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侨汇平均占佛得角全国GDP的14%左右,1980年这个比例超过28%。2023年,侨汇收入高达2.6亿美元,占GDP的12.5%,而政府支出仅约6.55亿美元。

2016—2023年佛得角侨汇占GDP比例 

事实上,佛得角虽以旅游业(占GDP25%)立国,但度假酒店和高级雇员大多来自欧洲,而侨资却实打实流向当地面包店的收银台和家庭的账户,占银行M2近50%。同时,侨资的30%还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投入医疗教育。换言之,海外侨汇,才是佛得角真正的经济支柱。 

标普在今年将佛得角评级从B上调至B+时明确指出,“侨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预计未来三年该国政府将实现初级财政盈余。” 

所以,佛得角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路径堪称“非洲潮汕”——《潮州志》记载:“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显示,1950年到1988年,中国侨汇收入累计约96亿美元,同期外贸赤字总额61亿美元,完全覆盖了外汇。

 

随着侨资模式成为当地经济支柱,佛得角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系与侨民的联系,如双重国籍政策、投资便利措施、简化归化手续等,间接推动了佛得角的足球事业。

 C罗的外曾祖母,就出生于佛得角,16岁时去葡萄牙谋生,后和葡萄牙组建家庭。所以C罗算是1/8佛得角人。纳尼、贝贝、桑切斯等球星,也都有佛得角血统。血缘认同和双国籍政策,使佛得角足协能快速归化海外球员,组成一支“多国部队”。像今年世界杯26人大名单中,就有‌14名‌球员出生于海外,所有26名球员覆盖15国联赛,20人效力于葡萄牙联赛。 

缺乏资金的佛得角足协挖掘球员的方法也是既粗糙又高效,比如将热身赛设在里斯本、波尔图等侨民聚集地,或在网络上搜索有血缘的球员,中卫罗伯托·洛佩斯,就是通过领英私信联络到的。 

罗伯托·洛佩斯与沃齐尼亚在赛后一同庆祝 

佛得角的黑马故事像极了《给阿嬷的情书》,不管是故事背景还是拍摄背景。每个苦难中的国家都有“阿嬷”和“木生”,以及无数被“木生”资助后又投资同族的人。虽然佛得角人无法像潮汕人那样对生意如此精明而形成“商帮”,但那些有血缘关系的球员,在海外打出名头,回乡报效球队,何尝不是一种形式的潮汕商帮精神。

中国的托举 

侨汇保住了生存底线,但要撑起一个国家的发展,还需要另一只手。 

有人评价佛得角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躲避喧嚣;里面的人想出去,逃离生活。 

安东尼奥是普拉亚的一名官员,他表示“这边太多的年轻人,每天都在等。等妈妈寄钱回来,等姐姐寄钱回来,等自己终于出去的那一天”。 

佛得角每年大约1%的人口永久移居海外。佛得角民主和治理质量的研究显示,64%的国民考虑移民;18至35岁人群中,76%的人有移民意愿;失业人员中,这一比例高达82%。他们进入欧美国家后,大部分依然是清洁工、服务员、建筑工,进入新的代际循环。 

“佛得角人最怕外面突然不寄钱了。”安东尼奥说。如在疫情那几年,佛得角侨汇收入下降20%,叠加全球通胀,许多本地人开的商店被迫关门,因为连进货的钱,也是从海外寄来的。

 由于没有资源和工业,佛得角几乎所有商品都要进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佛得角80%的食物需要进口。当地面包店店主表示,一袋面粉的价格,可能是葡萄牙的三倍,而佛得角人一个月收入只有约1000元人民币。 

所以,佛得角想要有基础公共服务,资金和劳动力还得从其他国家“讨要”,中国就是其中一员。1976年,中国与佛得角建交,此后便开启无偿援建项目。今年恰好是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总统内韦斯称,中国在佛得角发展的关键时刻“始终在场”。

这句话的真实性和含金量体现在佛得角几乎所有标志性建筑中。如可容纳约1.5万人的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就是在2014年由中国援建交付的。内韦斯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

 

图源:新华社 

甚至连政府大楼、国家图书馆、议会大厦等也都是中佛在上世纪建交后的成果。近十多年来,除了国家体育场,佛得角最大型的医疗基础设施——明德卢医院产科大楼,以及佛得角大学新校区皆为中国援建;佛得角500面值的纸币背面,则印着中国援建的泡衣崂水坝,解了当地水电严重匮乏的燃眉之急。 

一位祖父是中国人的佛得角居民说,佛得角人对“天津人”特别友好。因为中国援建的许多水利项目,工程基点上写着“中国·天津”,虽然当地人并不知道天津是什么城市。 

还有一个“托举”的群体是在佛得角做生意的中国人,主要以浙江人(温州、青田)、福建人和潮汕人为主,而他们也是曾靠“侨汇”度日的群体。华侨华人自1987年始来此打拼,如今中国企业、中国餐馆、大小商场、商店80余家,“每个偏远的岛和岛上偏远的镇子,都能看到中国人开的百货超市”,大量来自中国的轻工业品,不仅价格合理,也使得当地基本物资保持稳定。 

如今旅居佛得角的华人华侨有3000人左右,常住超1000人,以经商为主,这对于55万人口的小国而言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60岁的陈叔(化名),温州瑞安人,十多年前来到佛得角,开了一家华莱士炸鸡店,虽初期面临供应价格高昂的难题,如今却已得心应手,陆续开了分店。他谈及对这个国家和人的印象,总体是友好、平和的。 

“消费基本靠刷卡,很少带现金,所以没什么小偷小摸。白天你可以放心去任何地方,我来佛得角十多年,没听说被当地人打。街上的警察不会找你要钱,你拦他的车也没关系。他会停下来问你怎么了。得知你找不到路,就会带你一程。警察经常吹牛,说佛得角经济在所有非洲国家排第三。” 

佛得角华人协会副会长周松青表示:“这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也没有什么轻工业,几乎都是零。我们的东西,刚好是他们缺的东西,总体是友好的。比如他们大部分开食品超市,有很多做铝合金加工厂、做建筑,早期做小百货、服装、鞋子,如今各行各业都做开了。”

后记 

从人口规模来讲,“3000个佛得角,抵得上一个印度”,却堪称小国草根足球逆袭的典范。 

佛得角足球的成功,恰恰在于它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不折腾。 

他们虽生活窘迫,但也得过且过,每天四点下班,没有高端的电子设备和娱乐设施,从小孩到成年人,每天闲了就踢踢球。他们就像潮汕人一样,对平淡日常满怀敬畏与热爱,早起一碗白糜,日间一盏工夫茶,慢节奏、重本心。 

有时候,足球拼的真不是人口,而是热爱、体系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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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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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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