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港女北嫁”的数量攀升至10712宗，占比增长至40%。也就是说，在每十对跨境新人中，就有四对是香港女性牵手内地男性。”

文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汤可怡是一位原居香港、现居佛山的女性。她自小在香港接受教育，但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能跑去广州暨南大学，期间在学生聚会中结识了广东工业大学在读的丈夫，相恋两年后结婚。

双方均以粤语沟通，“同声同气”，交流顺畅；更关键的是，汤可怡丈夫的家庭高度认同香港文化，欣赏港人守秩序、讲礼仪等习惯，俩人在教育子女等价值观上高度契合。

34岁港生港长的裴恩悦，于广州修读会计后加入家族在深圳的出口公司，工作中她认识了比自己小四岁、从事供应链工作的丈夫。她眼中的丈夫处事成熟、有商业头脑、为人诚恳，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不仅是普通人，港姐和艺人嫁给内地男性，近几年也成为现象级谈资。

港姐钟丽缇，于2015年参加内地综艺节目时，与小她12岁的内地艺人张 伦硕相识相恋，次年结婚；另一位港姐蔡少芬，很早便北上发展，在拍摄电视剧期间与内地男演员张晋相识，两人在2008年结婚。这两段婚姻均由工作结缘，当时女方的成名时间和名气都比男方更早、更高。

港女北嫁，这是香港婚恋市场正在经历的一场显著变化。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发布2026年1月号《香港统计月刊》，系统梳理了1991年至2024年间逾30年的跨境婚姻数据，清晰呈现了香港与内地婚姻关系的演变轨迹。

图源：《香港统计月刊》

早年的跨境婚姻，“港男北娶”是主流。1991年，香港新郎娶内地新娘的这类婚姻有21220宗，占当年所有跨境婚姻的93.9%。同样是在当年，“港女北嫁”，即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的婚姻数量，则只有1390宗，占余下的6.1%。

而到了2024年，香港跨境婚姻总数达到26790宗。其中，“港女北嫁”的数量攀升至10712宗，占比增长至40%。也就是说，在每十对跨境新人中，就有四对是香港女性牵手内地男性。

这几组数据也表明，香港三十多年间的跨境婚姻，已从“港男北娶”的单向流动，转变为更为均衡的双向选择。“港女北嫁”占比升至四成的背后，既是婚恋市场供需变化的结果，也与两地经济条件和生活观念的逐步拉近密切相关。

一

历史：“港男北娶”

“港男北娶”其实也可以粗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出现在1990年代前。

1970至1980年代，约40万内地人（包括合法与非法移民）涌入香港，其中绝大多数是教育水平不高的年轻男性。彼时香港男女比例失衡，适婚男性远多于女性，而这些新移民又因社会地位边缘化，难以在本地建立家庭。不少人因此选择回到内地农村迎娶妻子，这一做法在当时很普遍。

彼时，香港并未赋予这些内地配偶即时居港的权利，即便结婚，也无法随即来港定居。直至1984年政策有所放宽，香港才开始加快相关家庭团聚申请的审批流程。但由于轮候时间漫长，真正的大规模家庭团聚潮，仍要等到1990年代才逐步显现。

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0年。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港商开始将工厂迁到广东等内地，带动了港人北上就业的潮流。北上的港人大部分也是男性。官方的数据显示，1995年，在内地工作的香港人中，男性占比达到86.2%，到了2010年，该数字虽有下滑，但依然为76.6%。

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两地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人员往来也不再局限于制造业，而是延伸至商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北上港人群体逐渐由早期以蓝领为主，转向更加多元的构成。

在这一背景下，不少香港男性，选择返回内地缔结婚姻，跨境婚姻快速增长。

跨境婚姻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香港居民先在香港开具“无结婚纪录证明书”（俗称“寡佬证”），再赴内地登记结婚；其二，内地居民以访客身份来港，与港人在香港直接登记结婚。早年，尤其是在1997年回归前，前一种方式更为常见。2003年“自由行”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伴侣选择在香港登记结婚。

“港男北娶”早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老夫少妻”。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的一篇报道指出，上世纪80至90年代粤港“老夫少妻”型跨境婚姻盛行，主要源于当时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落差。

当时国内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而香港最底层的泥水工就月入8000港元。香港普通劳工的收入在内地人眼中堪称“富豪”，再加上香港身份带来的居留权极具吸引力，使得许多内地年轻女性愿意嫁给年龄较大、条件普通的港男。

早期的跨境婚姻多由社会底层、年龄偏大且教育程度较低的香港男性赴内地择偶，这类婚姻在舆论中常被贴上“家庭暴力频发”“离婚率高”等负面标签。

由于政策原因，即便内地人与港人结婚，想要赴港定居，还需要在内地申领《前往港澳通行证》，俗称单程证。单程证的配额每天限定150个，长期累积下来的婚姻移民申请众多，轮候期漫长。1990年代平均等待约10年，2000年后降至6年，2017年前后虽有所改善，仍需4年以上。这个制度导致夫妻在婚后需要长期分隔两地，也为婚姻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压力。

二

变化：“港女北嫁”

尽管当前跨境婚姻中，“港男北娶”仍在跨境婚姻中占据多数，但这一比例近年来一直呈持续下降趋势。另外，双方的年龄差异也呈现收窄趋势。

在2006年，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的跨境婚姻中，新郎普遍比新娘年长较多，新郎比新娘年长5年或以上的比例高达69.0%，年龄差异的中位数为9年。至2024年，香港新郎与内地新娘的年龄差异明显减少，新郎比新娘年长5年或以上的比例降至53.8%，年龄差异中位数也下降至5年。

与此同时，“港女北嫁”的数量开始持续上升。从官方公布的数据图来看，“新娘为香港人、新郎为内地人”的比例在2010年突破20%后持续走高。

图源：《香港统计月刊》

“港女北嫁”一词大约从2015开始进入官方媒体视野。相关报道多强调趋势的迅猛，有一篇报道说提到：香港女性嫁给内地男性的数量则由1986年的675宗猛增至2016年的7626宗，增幅达11倍。

图源：《香港与内地跨境婚姻—最新趋势及启示》

官方数据还显示，在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的婚姻中，新郎与新娘的年龄差异整体较小，自2006年起，年龄差异的中位数一直维持在1年或以下。

此外，在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的婚姻中，新娘比新郎年长的情况相对更为普遍。2024年，该比例达到49.1%，显著高于香港男性与内地女性婚姻中的相应比例（15.2%）。

多家媒体及研究机构认为，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港女北嫁”现象的出现与发展。

内地发展加快、两地往来日益密切，加之社交媒体普及，使香港女性得以通过更频繁、更具体的接触，深入了解内地男性。

《人民日报海外版》援引香港一所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香港女性中从事教师、私营企业雇主、服装设计师、建筑师、律师等职业的高学历、高职位和高收入者，对内地的文化和观念更易接受，并乐于与内地男性结婚。

据这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介绍，很多女受访者认为，内地男士慷慨、豪爽，不太会斤斤计较，不少更曾在海外留学，事业发展有前景，对她们来说具有一定吸引力。而香港男性比较婆婆妈妈、孩子气，缺乏上进心。

该机构对804名跨境结婚者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在大湾区内定居持开放态度，包括香港、深圳及广东省其他城市。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香港长期处于男多女少状态；进入21世纪后，则逐步转为女多男少，且差距持续扩大。

香港政府去年8月公布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要统计数字(2025年版)》显示，2024年底香港总人口为750万人，其中，女性约409.6万人，男性约340.45万人，与2023年底比较，分别减少0.2%及0.6%，女性比男性多了近70万人。

早在2010年，香港统计处便推算，性别比率将由2009年的每千名港女对应889名港男，下降至2039年的每千名港女对应744名港男。统计处的处长说，不少港男回内地娶妻，其妻日后来港定居是造成男女失衡的一个因素。他承认港女确难找港夫，建议“大家调整一下”。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会会长尚海龙指出，香港长期面临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多于男性，且本地女性普遍比男性年轻，导致不少港女需到外地觅偶，相较外国，内地与香港文化相近，沟通和相处更为顺畅。

但他还强调，尽管近年香港通过政策引进的内地人才数量上升，但其中与本地居民结婚者比例极低，因此婚恋趋势的变化与人才引进政策关联不大。

三

结语

除跨境婚姻结构变化外，香港婚恋市场还呈现出其他趋势。

香港登记结婚宗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从1991年的4.3万宗降至2001年的3.3万宗后，曾回升至2012年的6万宗，但此后再度回落，2024年为4.4万宗。离婚情况越趋普遍。2024年有1.8万宗离婚个案，是1991年的三倍。

初婚年龄的中位数也不断延后，男性和女性分别从1991年的29.1岁和26.2岁，上升至2024年的32.6岁和31.0岁。虽然相比女性来说，男性仍较迟结婚，但差距由1991年的2.9岁收窄至2024年的1.6岁。（男性仍然普遍比女性晚结婚，但两人初婚年龄越来越接近。）

香港政府统计处去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在适婚年龄25至64岁组别，从未结婚人数有126.4万人，女性占65.5万人，男性则为60.8万人。与2014年相比，该群体规模增长约12%。

从“港男北娶”到“港女北嫁”，从结婚人数下降到初婚年龄延后，这一系列统计数字勾勒出香港婚恋观念的转变，也在悄然重塑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与社会面貌。

*扩展阅读：

《越来越多的人跑去香港买保险》

《2026，香港蓄势待发》

《香港高楼火灾后，高层住宅何去何从》

《香港楼市，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