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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的177万幼儿和消失的5600所幼儿园。

文 / 巴九灵

赵蕾园长认真地计算过一次,去年,她所在的幼儿园,周边刚满3岁的户籍生有160个,今年在幼儿园招生开始前,她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约只有一半多一点,70多个孩子。

她是一所杭州公立幼儿园A园的园长,公立幼儿园不必为生源问题发愁。A园生源的构成主要是人、房子、户口都在片区内的户籍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赵蕾猜测,孩子少了,可能跟2020年的生肖是鼠有关系。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向更小年龄排查,2-3岁的这一部分户籍生有120多个,也比往年少了一部分。

如果纵向比较,2021年的生源跟2020年相比也在减少,2021年赵蕾所在的幼儿园开了10个小班,但2022年就只开了8个班。一个班的人数在25—30人之间,今年减少2个班,少了大约50个孩子。

本地生源一般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像今年这样骤减一半的情形并不多见。

2022年开始,她看到了杭州部分民办幼儿园的倒闭和合并,这些幼儿园,受困于地点偏远,服务区生源较少,招生存在困难,生存压力逐渐凸显。

这是在常住人口1193.6万人的杭州,所真实发生在学前教育行业的境况。

相比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杭州而言,低线城市、北方城市的表现更明显。

河北唐山一家公立幼儿园,已经做了6年幼儿园老师的张瑶观察到,她带的学生从小班到大班都是40人左右。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小班的学生变成了30人左右。公立幼儿园招生名义上是划片的,有房子、户口所在地的限制,但根据张瑶说:“以前报的人多就划片,现在招不够就都要了” 。

从近三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幼儿不够了,不是仅存于某几个城市的问题。

在2015到2020年的6年间,每年都有50万—200万之间的在园幼儿增量,而近三年,在园幼儿数量分别为4818.26万人,4805.21万人,4627.55万人。也就是说2021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减少13.05万,2022年减少177.66万,同比减少3.70%。

幼儿园的数量在持续增加多年后骤减。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2年,幼儿园减少5600所,这是从2008年以来,15年首次有幼儿园数量减少,减幅约为1.94%。

赵蕾和张瑶都认为,幼儿园面临的生源不足与出生率下降,孩子减少,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整个幼儿教育行业都不得不做好准备面对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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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公立幼儿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教育局,学费、保育费、伙食费是以普惠标准制定的,带来的收入并不是支撑幼儿园运转的唯一动力,但对于民办幼儿园来说,学费则是学校的房屋、设备设施、师资力量和其他投入的主要来源。

像赵蕾所在的公办幼儿园,无需为生源的波动而发愁,生源减少基本不影响整个幼儿园的运行。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2022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9.7%,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毛入园率指本地在园幼儿数除以本地3—6岁出生幼儿总人数,幼儿园的减少幅度低于在园幼儿能解释数字增长的原因。

园多娃少之下,并不是所有幼儿园都萧条,两极分化依然存在。

根据赵蕾的观察,一些杭州老城区的公办幼儿园,今年依然有学位不足,一表生爆棚的情况出现。

按照被录取的次序来排,杭州的学前幼儿到小学生都按照一表生到四表生的顺序排列。

其中,最优先被录取的是一表生,孩子和父母都是本地户口,有房且户口和住房地址一致,因此人口较稳定的老城区,曾经有“入园难”的困境,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力缓解。

接下来的二表、三表、四表序位,则分别是以爷爷奶奶的户口、集体户或居住证、积分为入学排名的依据。

那些倒闭或被合并的幼儿园,赵蕾认为可能是办学规模太小,抗风险能力差,也可能是因为所在地区人口流动性过大,生源容易骤减。

另一些在少娃趋势中逆势增长的幼儿园,则是一些以双语或者国际园为招生亮点的学校。这些幼儿园打出差异化,有自己的独特卖点,那么根据综合办学成本、办学质量、社会承受能力等情况制定费用后,这样的幼儿园还是可能有不菲的收益。

潘雨是一所私立幼儿园的教师,地点在杭州的老城区里,这所幼儿园以各种外教课、创意课以及设施丰富受到家长们的欢迎。据潘雨说,幼儿园的生源并没有明显减少,反而今年招生有扩张的迹象。这家幼儿园收费并不便宜,公立幼儿园包含保教费、代管费、伙食费等费用在内,一学期价格在3000—4000元,而潘雨所在的这家幼儿园,一学期的费用超过1万元。园长在今年有意要合并周围一所小规模的民办园。

一面是大数据上的萧条,一面是局部的繁荣,幼儿的减少带来的并不都是烦恼,一些幼儿园反而有了提高行业集中度和扩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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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危机

5月21日晚,吴老师和人口经济学家、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在直播中讨论人口问题时提到了可能蔓延的影响。梁建章指出,现在少生孩子,以后孩子长大要买房的时候,房子的需求也会减少。而眼下已经体现出的问题是,过两年对幼儿园教师的需求会减少,学校老师也将减少。

参照韩国,老师减少现象或许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更猛烈。新华社的一则新闻显示,韩国学龄人口急剧下滑,因此韩国政府计划到2027年将中小学教师招聘人数削减20%到30%。

在中国,因为不少公办园幼儿数量的骤减,已经使得幼师的流动性增强。

公立幼儿园的教师队伍,由在编教师和非编教师组成,在编教师可能会随着生源的变化情况增减。赵蕾说,疫情期间,通过线上教学、线上教研等方式工作也不停的,付给老师和保育员的工资和奖金待遇一分都不少。但流动性则很明显地体现在非编教师这一人群中,每一个班会配备2名教师和1名保育员。如果出现班次减少的情况,非编教师则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幼儿园。

赵蕾也考虑过,除了因为生源多少将非编教师进行调动,也可能在公立幼儿园实施末位淘汰等制度。而对于在编教师来说,几乎没有流动性。疫情期间,教师和保育员的工资正常发放。

公办幼儿园的收入构成比较多元,有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补助收入,有幼儿园通过开展教育、保育等活动获得的事业收入,还有一些社会捐赠等收入。但民办幼儿园的补助收入远低于公办幼儿园,严重依赖事业收入,这也导致民办幼儿园对成本格外敏感。

潘雨所在的私立幼儿园,营收过分依赖于学生的学费,在疫情期间,招生情况并不理想,导致老师的待遇有所下滑,潘雨有自己的副业,这份工作对她而言更像是与社会保持连接的工具。“不然光指着这点钱生活太难了。”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全国共有学前教育专任教师324.42万人,比上年增长1.67%。而在2021年、2020年的增速分别为9.53%、5.44%,学前教育专任教师的增速明显放缓,这样的凉意在逐渐向上蔓延。

一名唐山的小学老师陈琦关注到,小学老师的招聘名额正在减少,小学生的数量也在减少。近两年,公立学校老师的公开招聘,名额在减少,每年的入学情况,差不多以一个50人的班级速度递减。

随着学生减少,像陈琦一样的年轻老师都有一样的疑虑,老师的饭碗是不是没有那么稳固了?

2022年12月,宁波市教育局官网发布关于《宁波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退出机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称,贵州市在今年3月,官宣了《贵阳贵安教育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完善教师退出机制。

陈琦一直在关注这些新闻,和她一起进入这所小学的老师在3年内几乎走完了一批。这些年轻老师离职的原因除了累和工资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生源问题的担忧,陈琦认为,随着学生减少,以小班的方式维持原来的教师配置不太可能,而到时候多出来的老师的位置会越来越游离,“总会想办法逼人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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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

幼儿园数量减少,但另一个与幼儿园重叠度极高的机构正在异军突起。幼儿园与托育机构最主要的区别有两个,一个是主管部门,幼儿园归教育部管,托育机构归卫健委管;另一个是年龄,幼儿园针对3岁以上的孩子,而托育机构针对3岁以下的孩子。

最早的备案来自于2019年,2019年到2023年2月末,共查询到全国(除上海,上海有独立备案网站)备案托育机构数量为22838家。

在幼儿园减少5600家的2022年,托育机构备案增长了14193家。

而且托育机构正呈现从营利转普惠的趋势,这样的转变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公示备案数据显示,“幼儿园托育中心”“幼儿园托育部”字样的机构有3932家,其中非营利性和事业单位占绝大多数,合计超过90%,其中有3682家分布在浙江。

浙江在2022年的6月,引发了开设托班幼儿园登记工作的通知,完成登记的幼儿园行政管理权限不变,仍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但卫健部门会为幼儿园配备兼职健康管理员。这则消息明确了一件事情,幼儿园的托育业务由教育部门主管,卫健委配合。也给全国的幼儿园打了个样:怎么把多余的学位资源转为托位,把空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在公众号托育研究员的全国备案托育机构数据观察报告(截至2023年2月)中显示,注册名称一般为“幼儿园托育中心”“幼儿园托育部”的机构共有3932家,占备案机构总量的17.2%,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省。

梁建章也肯定了托育的作用。他认为,幼托能帮助女性平衡职业生涯,(生孩子)前几年可能有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建设很多普惠性托儿所的话,对于减轻职业女性的负担会有一定的帮助。

赵蕾的幼儿园,已经着手将多余的学位转为托位,接收2—3岁的孩子入院托育,减轻周围居民的托育压力。将公办幼儿园的资源利用起来转托育,这条路在赵蕾看来也值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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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未来

打通了教育部门和卫健委之间的壁垒,还有幼儿园和托班的营利问题,这也是关乎一些幼儿园生死存亡的大事。

2022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24.57万所,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比例为84.96%。普惠园,是指以政府指导价收取保育费和住宿费的幼儿园,包括教育部门办园、其他部门开办的公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站在家长的视角看,普惠园的收费接近公办,是个不错的选择。

敦促民办幼儿园变成居民能负担得起的普惠园,是一件好事,但难点在于钱谁来出。

以生均公用经费来说,这是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在该区域内统一实行的、对中小学校按照计划内学生人数的财政拨款标准。北京在5年前曾经为了加强学前教育,对所有普惠性幼儿园一视同仁,无论公办、民办,政府的生均补助标准是一样的,家长缴纳的学费是一样的,实现了办园标准统一、财政补助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教师待遇统一。

但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2018年,北京市学前教育经费占财政教育经费的比例由3%提高到10%。

2022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144.05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为89.55%,比上年增长1.77个百分点,普惠园的比例仍然在增长。

熊丙奇在2020年就曾经提出过民办幼儿园营利的探讨。

各地为了加快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变成普惠性的转型,存在欲速则不达的情况。勉强坚持做普惠园的民办园,只能通过降低教师工资,兴趣班收费等形式维持生存。尽管政府鼓励更多营利性的民办园去做普惠园,但一些强制性的要求,反而让营利性幼儿园的生存空间更狭窄了。

熊丙奇坚持,应该给学前教育足够的经费保障,而非强推营利性民办园转普惠园,忽略民办幼儿园举办者的权利,最后让家长、园长、政府全都不满意。

从托育机构的数据变化来看,也绕不开营利和普惠的取舍。备案托育机构以营利性、非营利性、事业单位进行划分,其中,营利性机构数量占比最高,超过一半。

2020—2022年,营利性机构比例逐年下降,但非营利性和事业单位性质机构逐年提升。

营利性类别机构数量占比在2021年达到高峰,超过70%,而在2022年,营利性机构的占比低于一半,只有48.2%。

意味着即便幼儿园可以将多余的资源转向托育,仍然需要更多来自政府的经费支持,这是问题的关键。

第一波少子化的冲击下,幼儿园或可挖掘以托育使用幼儿园资源的可能性,但一切仍要看财政的支持是否到位。

2022年9月,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表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教育成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

其中用于学前教育的经费,在2021年达到2700亿元,年均增长20.6%,在各级教育中增长最快。国家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因此,在幼儿园的困境面前,将多余学位转换为托位,避免重复投入,既能缓解学前教育的困境,还能减缓年轻人的婚育压力,这或许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出路。

 

*文中赵蕾、潘雨、陈琦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去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减少5000多所,近15年来首次负增长》,第一财经

2.《全国备案托育机构数据观察报告(截至2023年2月)》,托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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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474篇文章 33分钟前更新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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