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七天长假，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消费时间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消费，便是婚礼随份子钱。这才第一天，小巴已经给出去一份了，后面几天里，还有好几份。

据“谷雨数据”调查显示，在天津、上海、北京、山西等省市的份子钱都在1000元以上，全国份子钱平均水平也达到了831元。亲友结婚，本来是好事，但现在却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一大负担。

上个月，民政部发布消息，将17个地区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试验区，将改革矛头对准了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几个重大问题。

婚姻，是人生大事、社会行为，但其实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当中有很多经济学、社会学原理，今天，小巴就来和大家唠唠，看看国家进行婚俗改革的难度如何。

大操大办：交易成本无处不在

大操大办，听起来非常花钱，非财力雄厚者无法承担。但实际上，因为有份子钱的存在，一般人也能大操大办起来。

份子钱，就相当于一种融资工具。你办婚礼的时候，每个人通过份子钱支援一下你，等到别人要办婚礼了，你再通过份子钱帮他一把，双方都免去了开口借钱的尴尬。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婚礼大操大办能显著降低自己在社会上的交易成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认为，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一定会产生交易成本，即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曾如此阐释：如果你要采购一批零部件，首先需要花时间寻找供应商，找到后再实地考察，作出比较，签订契约，违约了还有违约金；如果任务调整了，还会增加成本；要确保对方认真履行合同，也要成本，这些通通都是交易成本。

简而言之，麻烦就是成本。

而通过大操大办婚礼，主办人的财力、人脉可以得到一次充分的展示，大家多少知道了他身份如何、经济条件如何、性格如何，在他以后寻求交易时，麻烦就会少很多。用中国人的话说，这是面子的作用。

问题是，面子是要跟里子相配的。如果面子与里子差距太大，面子便得无所用——买卖双方不匹配，即使交易成本再低，也是无法达成交易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会出现个别胆子大的、爱面子的，会过度使用份子钱这一融资工具，有个由头就举办一次宴席，明明10桌就能搞定，非得摆个20桌；明明一桌18个菜就可以，偏偏要弄28个菜……主人家这么大排场了，客人随的份子钱可不得水涨船高？

这种人一旦形成一定规模，往往会引发恶性循环：礼金随出去太多，家庭财政吃紧，怎么办？咱也办呗。

办的人多了，本来不想大操大办的人也不得不依样画葫芦了，大操大办之风便由此而来。最后，办酒的和吃酒的其实都亏了，只有酒店老板赚肿了。

天价彩礼：有三层基础的供需失衡

彩礼的存在，有三层基础。

▶▷第一，作为物质补偿。

在古代，女儿嫁出去，除非被休，一般是不能搬回娘家的。那么，婚前娘家养育女儿所花的资金、精力、情感，都会因婚姻而有所损失，彩礼便是补偿。

▶▷第二，作为婚姻关系的保险。

在付出了高昂彩礼之后，婚姻的退出成本就变高了，无论是悔婚还是离婚，按照传统，彩礼都是无法要回来的。人在谈感情的时候，会冲动，甚至会撒谎。但谈钱，往往理性又诚实。

在婚姻中，女方因为前期付出较多，需要负责生育，而且其在婚恋市场上的价格走势是总体向下的。与之相反，男方在婚恋市场上的价格转折点则要迟很多。因此，女方在结婚时要一份保险，并不过分。

▶▷第三，作为情感和面子的定价之锚。

在女方看来，彩礼越多显得对方越重视我——“我跟你妈谁更重要”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我跟钱谁更重要”当然是有正解的；在男方看来，彩礼越高越能展示自己的诚意以及家庭的经济实力。

而且，这里面还有攀比情况：老李家嫁女儿彩礼收了十八万八，老王家不甘其后，怎么着也得要二十八万八，不多出一点，怎么显得出自己女儿更优秀呢？

天价彩礼的出现，便跟这三方面息息相关。

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家庭相对富裕，父母更有能力靠自己养老，相较于物质补偿，他们更看重女儿以后长期的幸福。

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父母更希望靠儿女养老，不仅更看重物质补偿这一层，也更看重婚姻的保险这一层。

所以，城市的彩礼水平普遍低于农村，但在城市里，女方父母则对男方的房子、职场前景等问题更为关心。

有人会拿上图中的浙江来反驳：浙江挺富的，彩礼不也挺高吗？

一方面，是浙江人的财力更好，承担的起。另一方面，则是情感和面子的作用。在浙江很多地方，男方的彩礼先给女方父母，婚后就被支援给了新婚夫妻俩的小家庭。浙江的高额彩礼很多时候只是走个形式，让自己面上有光。

造成天价彩礼的原因，还有一条很重要：性别失衡。

在一些男女比例失衡比较严重的地区，男青年多，女青年少，女青年在婚恋市场的选择余地更大，自然能获得更高的溢价。

比如因高彩礼而饱受争议的江西省，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30.95，男多女少异常严重，而这一批新生儿，即将进入适婚年龄。偏偏江西还是个人口流出大省，不少适婚女青年会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寻找婚姻伴侣，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彩礼价格便更加居高不下。

婚俗难改革：沉没成本与路径依赖

民政部之所以会重点关注婚俗改革，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现在的这些婚俗问题，靠社会自己是很难净化的，在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下，很可能只会越来越差。

沉没成本，是指对现有决策而言已经付出且不可回收的成本。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它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坏，都可能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比方说，通过限制酒席桌数，防止大操大办，这个规定一旦严格执行，谁损失最大？

答案是已经随了很多份子钱、自己却还没来得及办酒席的人，他给出去的份子钱便是他的沉没成本。

同样，想把份子钱金额改小，从“融资工具”改成真正的“婚礼祝福”，受损最大的依然是还没结婚收份子钱的人。

不良婚俗要改，但这些人何辜？于是，他们便会对原先“高来高往”随份子钱、大操大办摆酒席的路径，产生依赖。

再比如，低俗婚闹分成两类：一是部分男性仗着法不责众对女性进行性骚扰，这需要靠严格执法来解决；另一类则与性无关，纯粹是对人格、身体进行侮辱，比如这次在婚俗改革试点名单的山西运城，有“打新郎”的婚俗。明明所有人都深受其害，但为啥屡禁不止？

因为被婚闹的人，很可能之前就闹过别人，大家是在报复他，不报复就相当于放弃了沉没成本。

参与婚闹的人，即使不是报复，也很可能会参与——我若放他一马，谁放我一马？既然如此，不参与岂不是亏了？

沉没成本难以放弃，但是不放弃只会产生更多的沉没成本；路径依赖难以跳出，但不跳出来只会更加依赖。这种情况，就迫切需要政府的监管与引导。

同市场经济一样，婚俗问题有时候也需要一双“有形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