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这些被困在时间舱里的人们-吴晓波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5月8日开始的一周里，我会跟这些读书人朋友聊几次天。欢迎你来我的视频号直播间围观旁听、参与讨论。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那天，我给他们一一去了微信，告诉他们，吴晓波频道即将七周年了，想在一起聊次天，顺便做一场直播。他们都很快地回复我，答应了。

他们是秦朔、许知远、何帆、姜鹏、施展、管清友、蒋昌建和周斌。

为什么是他们，我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聊一会儿天，至少是一件愉快而不太有隔阂的事情。我不是一个很会聊天的人，希望到时候，他们能说得更多一些。

聊些什么呢？到我写专栏的此刻，还不知道。

这几个人中，我认识最久的是大学同学秦朔，35年了。他是我们班里的学霸，毕业时跟我一起保研，然后又一起放弃了。他主编过《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终于下决心离职，现在打理“秦朔朋友圈”，每次发的文章又长又硬又严肃，几十年的秉性估计是改不了了。

许知远终于活成了他最不愿意成为的“网红”，这一点，我特别高兴，因为多年来他“吐槽”过我的话，现在都可以“打包快递”还给他了。我们认识于2003年，他的发型、白衬衫和牛仔裤，都没有换过。我帮他出版过两本书，还一起投资了从来不分红的单向街书店，我们几乎没有正经地谈过一次话。

何帆、管清友和周斌，是我的财经学界朋友。在我认识的当世经济学家里，文笔最好的三位，分别是张五常、周其仁和何帆，何帆最年轻，也最潇洒。他现在常居上海，应该会有点寂寞。管清友是中生代经济学家里最好的之一，我的年终秀常客，连着来了四年，讲冷笑话的能力年年见长。周斌是一位财富管理专家，现在管着恒天财富。

姜鹏和蒋昌建，是我的复旦校友，而且都还在母校教书，一位在历史学系，一位在国际政治系。姜鹏是朱维铮的学生，讲中国通史，有钱宾四的风范，宽处跑马，密处容针，一鞭横扫三千年。蒋昌建的白发生得早，出名也早，年纪大一点的可能记得当年的新加坡辩论赛，80、90后们认得他，大概是因为《最强大脑》。

几个人里，只有施展是这两年才结识的。我先是读《枢纽》，然后才知道他。施展在北京有一个跨学科的小圈子，据说已经在一起十年，每个季度聚一次，讨论一个元命题，这听上去很“民国”。

他们跟我一样，在时代里，在时代外。

在创办吴晓波频道前，我已经经营蓝狮子财经出版十年。那是一段很安静的岁月，每年编书、写书、开专栏，与书房外的世界若即若离。办频道后，骑到了新世界的背上，也被新世界虐到手忙脚乱。

我的这些读书人朋友，这些年里，也在各自的命运里变幻着陌生的角色。

七年前，他们大概都跟我一样，坐在安静的书房里。现在，他们走到了公众面前，走到了镁光灯下，甚至站到了脱口秀的舞台上。他们有自己的自媒体和知识产品，有喜欢他们的“粉丝”，有的像我一样办了公司，还拿了风险投资。

当然，他们还在做学问、写书、授课，是各自领域里最活跃和敏锐的那一部分。与民国的那一代读书人相比，现在的我们显然有更多的读者、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学理体系。同时也可能与商业更加地贴近和友好，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富足。

只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有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我们跟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梁漱溟或冯友兰碰到了一起，到底能聊一些什么。他们是会羡慕我们？还是会鄙视或训斥我们？我们到底在他们开拓出的那条路上又走出了多远，再或者，根本就走在另外一条路上。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过的问题，他的儿子到了晚年还在问，到我们这一代，它的回答又是什么呢？

我们在一起，也许会不由自主地讨论这些话题：

◎ 你喜欢这个时代吗？

◎ 你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 破圈、扩圈或出圈，对于读书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 你是更勇敢了，还是在变得懦弱？

◎ 财富和世俗的名誉，对学问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 学术与权力世界和商业世界的边界是什么？

◎ 我们与读者是更近一点好，还是远一点好？

◎ 我们在身份的意义上已经独立，然而思想的独立是否还存在？

◎ 我们在安静的书房里还能沉浸地思考多少时间？

◎ 对于这个国家和时代，你还有哪些欲言又止的话？

所有的这些话题都与阿马蒂亚·森所谓的“身份的焦虑”有关，我们的这次聊天将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答案也许在风中飘。

托尼·朱特写战后那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用的书名是《未竟的往昔》，意味深长而无比惆怅。他说，那是一些“被困在时间舱里的人们，是被认为早该消亡的物种”。他还说，“爱法国的唯一方式就是恨其现在的样子”。

讨好或迎合，永远不是一个成熟人应该有的姿态。让我们在5月的某几天，坐在一起认真地聊一会儿天。你来旁边静静地听。我们看不见大家，但是知道，你们一直在。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