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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80年代的浓浓怀念和对当下的种种不满,都是难以克服的时代病。它如同疫情,无论是否感染,你都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你们总爱怀念1980年代,那个年代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
 
他是1998年生人,前年考取了美国的一个文理学院,喜欢东西方文化比较。去年疫情后,回到杭州上网课。估计看了一些闲书,那天,突然提了这么一个问题。
 
尽管他提得很随意,我还是决定认真地回答一下。
 
1
 
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是灰灰的。
 
至少在我读大学的上海是这样的。天空灰灰的,黄浦江灰灰的,复旦的房子灰灰的,物件灰灰的,连人也是灰灰的。我刚入学的时候当生活委员,每两个月给女生宿舍发一次扫帚,发现桌上有一瓶面霜的女生,那算是相当讲究了。
那时候,还嗅得到战争的气味。我们班上就有一位“老山英雄”。在前线主动报名“敢死队”,火线入党,从阵地上活着下来的时候,身上有二十多块弹片,整个左手被炸烂了。他唱《血染的风采》,那真是有血的刀光剑影。
 
那时候的女生矜持得难以想象。班里举办舞会,女生都缩在一角,没有一个下场的。我们的交谊舞,要么是兄弟俩互相切磋出来的,要么是抱着一个凳子学会的。
 
那时候,流行诗歌。谢冕主编的那本《朦胧诗选》到今天还在我的书架上。打开来的第一首诗,是北岛的《我不相信》。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相信,相信父母,相信社会,相信课本,相信老师。北岛说,我不相信。于是,“上帝死了”。
 
当人第一次获得自由的时候,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将是失控的。因为,你“不相信”既有的稳定的秩序,那就必须接受未知的动荡的明天。而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藏在一个叵测的糖果里。我们拒绝黄色,就要拥抱蔚蓝色;我们质疑东方,就要奔赴西方;我们告别计划,就要迎接市场。而所有的后者,在80年代,都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和头脑中的臆想。
 
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的年轻人都有着一股不言而喻的坚定。
我们坚定地要砸烂现有的一切;
 
坚定地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是罗大佑在1985年创作的一首歌曲;
 
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比以往的所有前辈都更值得信任。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期特征:为叛逆而叛逆,百无禁忌,既无畏又无知,愿意为任何一个轻易的事情去赴死,无论如何,不甘愿苟活在灰灰的当下。
 
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史上,大概只有五四时期,有过类似的一代人。
 
那是一个贫瘠而短缺的时代。物质、知识、金钱和娱乐,一律贫乏。食堂里最美味的食物是八毛钱一份的粉蒸肉排骨,复旦文科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不到一万本,你不可能有一位叫“王思聪”的同学,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王者荣耀。
写到这里,我突然很怀念我的青春和1980年代,但是,我也许不愿意再回去。不怕别的,我怕生冻疮,怕听到肚子发出饥饿的声音,怕下雪天钻进湿答答的坚硬的棉被。
 
2
 
2021年的春天,坐在那位1998年出生的男生面前,当我们轻描淡写地说起80年代的时候,或许在讨论的是两个不同的话题。
 
我们之间隔着两只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其实隔着千山万水。任何世代之间,一旦缺乏真实的体验场景,所谓的理解都仅仅可能是谅解而已。
 
与1980年代的坚定感和少年感相比,2020年代的我们和这个国家,更像是步入了中年的人生。
 
 
我们不再贫穷,多彩替代灰色;
 
我们不再短缺,更焦虑的是如何“断舍离”;
 
我们不再为图书馆里的书太少太旧而苦恼,反而要警惕的是陷入“信息茧房”;
 
我们懒得跟人拥抱而舞,我们蹦迪,或者抱着一只泰迪窝在床上打整夜的游戏。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不再坚定。
 
不再坚定地相信明天会更好。不再坚定地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进步。我们变得成熟、世故、多疑和乐于妥协。
 
当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带来的便捷的同时,却要警觉隐私的滥用和新的渠道霸权。
 
当我走在5G智能工厂的时候,一方面为机器人的出现而无比欣喜,而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发出疑问:那些被替代了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生计将如何着落?
当我午夜时分开车经过一家互联网公司,眺望那星光辉煌、没有一扇窗户关灯的大楼,我既感慨于创业的热忱,同时也会想起另外一些争论不休的名词:996、码农、“打工人”。
 
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时代——这恰是1980年代最不缺乏的特征。人们不在自由中失控,而是在自由中变得偏执和自我封闭,甚至在很多角落,弥漫着不言而喻的阶层仇恨。
 
人们更轻易地获得,也因此更轻易地放弃。在手机统治一切的年代,我们已不知道“思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很容易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但也很容易把他从朋友圈里拉黑。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没有顶层设计和路径图,当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今天,河深如海,彼岸仍然遥不可达。
 
3
 
然后,你轻轻地问我,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吗?有的。
 
我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890们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他们长得比我们更高更健美,有着更广和更宽的认知能力,他们形成独立思考的年纪远比父辈们要早很多年。他们为喜欢而选择工作或创业,这是现代生活的本义。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不相信”。当年跟我一起在大学校园里浪荡的人们,如今正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栋梁,在青春期建立的价值观,并不容易被轻易摧毁。步入中年的我们也许变得胆怯和懦弱,常常对自己深深的失望,但并不意味着底线的沦丧。平庸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德,它让变革具备了理性、忍耐力和基石感。
我相信,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它们因为不可逆,所以比制度更值得信赖。它们总是冷酷的,残缺的,甚至在道德的层面上缺乏自洽性,然而,却可能在秩序的一次次塌陷中,考验人类的智慧和意志力边界。
 
帕慕克说,“美景之美,在于忧伤”。事实上,每一个伟大的时代——无论是大航海、工业革命、互联网乃至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都天然地带有忧伤感。
 
激烈的社会转型让崩溃和新建都伴随着广泛的失落、失焦和失重,它们突如其来,不可预知,让身处其中的人们获益于变化,又彷徨于得失。
 
我们对80年代的浓浓怀念和对当下的种种不满,都是难以克服的时代病。它如同疫情,无论是否感染,你都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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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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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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