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升级的历程就是一部进口替代史。”

口述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发展、技术进步有两条路：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

技术引进常常被科技水平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采用，它直接、高效，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自主创新则是发达国家常走的路，发达国家处在产业发展的最前沿，无从引进或借鉴新技术，只能自力更生，在自主创新上下血本。

但引进技术会受到技术输出国的诸多限制，获得的技术也比较过时，还可能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外的依赖性，而自主创新投入大、成功率低，所以全盘地引进技术或自主创新都很困难。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要发展，需要把技术引进与进口替代很好地结合起来。

所谓的“进口替代”，简单来说就是以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在技术引进受到限制时，发展中国家仍可以利用外资和进口设备，学习外国技术、模仿外国产品，来发展本国的幼稚工业，从而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进口替代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一直在走的路，可以说，中国产业升级的历程就是一部进口替代史。

1.

前段时间我去青岛的海尔做调研，途中我问一位陪同我的小同学，“你知道这家公司为什么叫海尔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其实，海尔的品牌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进口替代的案例。

海尔集团公司的前身是青岛电冰箱总厂。1984年，张瑞敏临危受命，出任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当时亏损达147万元）的厂长。张瑞敏克服重重困难，从德国引进了“利勃海尔”冰箱生产线。

这是亚洲第一条四星级电冰箱生产线，出产的产品叫“琴岛-利勃海尔”。产品出厂后凭借高质量，很快畅销全中国。

1991年12月，以青岛电冰箱总厂为核心企业，以空调器厂、冷柜厂为紧密层企业，改制后的海尔集团公司成立了。经过多年的合作积累，海尔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技术路线，1994年，海尔与利勃海尔终止合作，“琴岛-利勃海尔”就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海尔”。

海尔并非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进行进口替代的企业。

20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我国从欧洲、美国、日本引进了大批空调、洗衣机、汽车等产品的生产线，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市场换技术、以空间换时间，逐步实现了制造业生产线的国产化。通过这种方式，到今天，中国成了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2.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互联网崛起，中国的互联网人进行了第二次进口替代，对硅谷等模式进行了全面拷贝。不少互联网人认为，“模仿是最好的创新”。

20多年前出现的众多互联网公司，腾讯QQ的拷贝对象是ICQ，百度的对象是Yahoo，淘宝的对象是eBay，而新浪微博学的是Twitter，所以当时美国人嘲笑我们是C2C——“copy to China”。

但这样的拷贝过程并不简单，因为外国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搬到中国后常常会水土不服，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只能小步快跑、不断试错，最后完成替代。

最近十年，中国互联网公司通过不断地创新迭代，在社交、购物、支付等领域都完成了全面的自主化创新。24年来，中国成为了被互联网改变得最为彻底的国家。

3.

到了2021年的今天，中国的第三次的进口替代浪潮正在发生，替代对象主要着眼于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与第一次制造业、第二次互联网行业的进口替代相比，此次进口替代的背景和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前两次替代浪潮中，欧美各国都将中国视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而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形象也已明显变化，成为了欧美在主流产业上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因此未来其他国家将在技术引进上对我国进行更多限制。

此外，中国正在经历的产业升级具有一系列全新的特征——从引进型替代进入到自主型替代，从应用型研发到基础研发，从数量型扩张到质量型增长。因此，第三次进口替代的难度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替代可以比拟的。

如果将前两次替代比作物理变化的过程，那么第三次替代将是一次剧烈的化学反应，它将发生在产业智能化、材料革命、生物医疗和信息与通讯工程等新经济领域。

我们需要对这四个领域有所了解：

第一是产业智能化领域。在智能制造的推进过程中，我国建成了一大批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到去年年中，我国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关键工序的数控化率达到了51.1%，《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到2025年，这个数字要提升到64%。

第二，新材料领域。新材料包括半导体材料（如大尺寸硅片、光刻胶）、显示材料（如微球、OLED发光材料）、航空材料（如铝锂合金、碳纤维）、新能源电池材料（如锂离子电池隔膜）等等。

与传统材料相比，新材料产业研发投入高、产品附加值高，而且外溢性强、辐射范围广，能调动其他行业随之变化。

第三，生物医疗领域。《中国制造2025》把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列为医疗领域先进制造的两个大方向。目前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大量药品和高端医疗器械仍然依赖进口，进口替代的空间很大。

第四，信息与通讯工程。信息与通讯领域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关系到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产业建设，但在这个领域我国的对外依存度还比较高。以操作系统为例，Windows仍然是国内电脑操作系统中无可争议的老大，占有约90%的市场份额。至于手机操作系统，则是安卓和iOS的天下。

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核心技术，都很难用市场换技术、空间换时间的方式获得，“模仿是最好的创新”也失效了，我国在第三次进口替代中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巨挑战。

但我国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推进这次替代，并用更长远的视野、更大的投入、更强的毅力和更足的耐心来完成这一次产业升级，因为在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下，把关键技术捏在手里是中国打赢科技之战的“底牌”。

　　在国家层面，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到了“进口替代”这个词，要求我国用高质量进口替代助推高质量发展。

国家还公布北京、上海、深圳、合肥为中国四大科学中心，以加强不同方向的基础研究：北京有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空间科学中心；上海有先进光源、类脑智能、生物科技中心；深圳有生命科学、空间科学、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合肥有核聚变、环境科学、先进光源中心。

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科创企业的表现也非常积极。

科创板从2019年7月开板，到今天有200多家企业，其中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和生物产业的企业比例超过了87%。

一些企业自主研发出的尖端技术，比如华为的5G技术，打破了国外垄断，改变着我国在一些核心技术研发上的被动局面。

第三次进口替代正在引爆我国一场新的科创热潮，我们期待潮涌过后的崭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