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黄仁宇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在当代历史学者所写的浩如烟海的书籍中，这可能是最著名的一个开场白了。读者在开卷的第一刻就被作者带进了一个悬念：既然这一年“无大事可叙”，又实为平平淡淡，那么，你为什么要用一部书的篇幅去写它呢？

　　而扑朔的疑问背后，却又浮出了作者那颗雄心：你即便在大海的任何一个角落舀起一杯水，我都能告诉你整个大海的秘密。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1918—2000），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一直是全国书店销量排名第一的历史类书籍。在这本不厚的图书里，难以计数的青年人第一次找到了阅读中国历史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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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仁宇不是学历史出身的，他就读的学校是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在炮火弥漫的1940年代，他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代理连长，先是与日本人作战，再与共产党军队作战，获过一枚海陆空军一等奖章，最高的军衔是少校参谋。

　　1949年后，黄仁宇仓皇逃到美国，在餐馆洗碗碟，在堆栈做小工，为了谋生，意外闯入历史学界。他的老师是比他小12岁的余英时，博士论文做的是明朝的漕运与财税政策。因半路出家，他不被小小的海外中国史学圈待见，惶惶任教于一些三流的美国大学，如果没有《万历十五年》，他早已寂于芸芸众生。

　　也正因为可怜的边缘化状态，反倒让黄仁宇全然没有了“学术缰绳”的约束，他的写作挣脱了所谓的“学院圈格”，自成一派，肆意汪洋。在成名后，他有点得意地写道：“不时有人说及，黄仁宇著书缺乏历史的严肃性，他们没有想到，我经过一段时间奋斗才摒除了所谓严肃性。”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实是几个人物特写，分别是一个皇帝（万历）、两个首辅（申时行和张居正）、一个清官（海瑞）、一个将军（戚继光）和一个文人（李贽），描述他们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的行迹。在开篇处，黄仁宇有意无意地给出了一个全球化的视角：“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帝国“无大事可叙”，暗合的是一种无进无退、休眠般的“超稳定结构”。在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到来的时刻，地球上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帝国却毫无进步的生机可言。黄仁宇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种种的细节，从庙堂上的勾心斗角、后宫里的杯水波澜，到礼教的口水争执及沿海边境的剿寇行动，历史如舞台，定格于一时，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无比热闹，却又寂寥得令人心慌。

　　陈从周说，最好的园林应当“疏可跑马，密不容针”，黄仁宇的历史写作近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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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仁宇给自己的历史观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大历史观”。迄今，这个名词如同“围城”，史学界的人大多嗤之以鼻，而圈外的历史爱好者们却似乎津津乐道。

　　“大历史观”的所谓“大”有两层含义。

　　一是今人对古人的合理化解读。

　　陈寅恪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曾提及，“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钱穆把陈先生的观点更提炼为“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在西方史界也有类似的观点，经济史学家熊彼特便认为，“历史学家铺陈往事，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今人的立场解释得合理化”。

　　黄仁宇自己的解释是：

　　作者不斤斤计较于所述人物当时的贤愚得失，而只注意他们的作为，透过中国法制与社会，遗留给后代的影响。

　　另一层含义是当代制度视野下的历史剖析。

　　黄仁宇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容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则是三个基本组织原则，是为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治和人权。

　　这样的一块“潜水艇夹肉面包”，以中央集权为特征，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为标准。万历十五年是一块这样的面包，此前一千年是，此后二百五十三年处在的鸦片战争中的清帝国亦是，而黄仁宇亲历的中华民国竟也同样如是。

　　在这样的描述中，稍有心机的读者大抵能品出作者的苦心了：一个当代的中国人，我们应如何在自己的身上，扬弃这块千年不变的“潜水艇夹肉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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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对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与曲折，自有无从掩饰的切肤之痛。他所关心的万历十五年，是当代中国的前世来路，若要解开那袭爬满虱子的华袍，必须从“制度”的纽扣上下手。

　　黄仁宇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财税史，他惊奇地发现，偌大帝国的治理，无论是救灾还是征战，均没有数目字（数字化）的管理，“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进行职业分工的国家，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有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可是却在私人产权的认定上，掉进了“道德的陷阱”。

　　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而考核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纳，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悖。

　　正是在美国那间局促的书房里，幽夜微烛之下，前少校军官黄仁宇从僵硬的中国历史身躯中取出一小段，在现代的显微镜下细致观摩。他眼中含的泪，掌里握的恨，笔下滴的血，若非本国人，恐难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