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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当我们想要通过变幻的热点、突发的新闻寻求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不妨回过头看看过去的历史。在吴老师解读彭慕兰的《大分流》中，他说“历史的合理性永远大于所谓的必然性。”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吧。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缺少词汇可以充分描述在至关重要的方面与西方经历不同，但仍然指向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那些变革。
——彭慕兰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杉原薰（Sugihara Kaoru）的答案是：为此前的三百年写一部全球经济史，它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结尾的简短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尽管或许不是太快。
而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全球化运动已悄然开始。当法国国王举杯喝咖啡的时候，他手中的瓷杯是中国制造的，咖啡来自巴西，所加的糖则产自非洲，如果再来上一块巧克力，则来自中南美洲或东南亚的雨林，而这些商品的交易，使用的是墨西哥出产的银币，由西班牙人铸造。
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用数据支持了上述景象：
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人口从1.38亿增长到3.81亿，增长速度是欧洲的两倍、日本的八倍。
那么，为什么到了1820年之后，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中文名又作彭慕然）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他在2000年提出了“大分流”的概念，成为有别于欧洲中心论和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一种新解释。
1.
作为一位比费正清年轻49岁的历史学家，彭慕兰必须要从前辈的镜子后面去寻找真相。他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古怪的问题：
同样是棉纺织中心，欧洲的英格兰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中国的江南？
在18世纪，中国和欧洲最大的工业部门都是纺织业，在175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纺织业者的人均生产棉布数量相当于甚至超过了欧洲最发达的英格兰，两个地区在生活水准、平均寿命、商业化和劳动分工程度等方面，都没有实质差别。接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彭慕兰分析了制度和资源两方面的原因。
在制度上，中国的男耕女织模式，使得劳动力的投入成本几乎为零，而反对人口流动的帝国政策，则让新的生产力创新缺乏必要性，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内卷性经济”，或用中国学者金观涛的话说，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
有意思的是，彭慕兰提出：工业革命的新能源是煤，而英国的煤和中国的煤，在产地和质量上有什么区别呢？
这其实跟地理位置和地质情况有关。
中国的煤大多是地表煤，因此开采非常容易。但英国的煤矿则埋得很深，同时英国的煤含水多，开采时需要抽水，因此，蒸汽机应运而生。
另外，彭慕兰认为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煤可以被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距江南经济发展核心区较远。
彭慕兰甚至考据认为，中国人很久以来就知道蒸汽机所运用的基本科学原理，并且掌握了一种与瓦特的发明十分相似的双重运动的活塞/圆筒装置的技术。所以用严格的技术眼光来看，这一工业革命的中心技术也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发展。
由此，彭慕兰提出了一种类似于“地理决定论”的结论。
2.
大凡历史学家有两种，一是通过考据发现历史，一是通过演绎解读历史，彭慕兰显然属于后者。关于中国工商史，有很多待解之题，我们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士农工商”分工理论，宋元发明了纸钞，明初出现了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可是这些发明和制度创新，为什么都没有让中国导向资本主义？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认为：
中华帝国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出于稳固政权和避免阶层矛盾的目的，而在欧洲，各国的政权不是能靠稳定维持的，必须依赖于竞争和扩张，18世纪之后，新大陆的发现，是“大分流”出现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彭慕兰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了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令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
与此同时，很多制度创新应用则又与全球化扩张有关。比如股份公司，在工业革命初期，一般的工商企业并不需要规模很大的资本，所以股份公司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张，股份公司对风险的抗衡效应就被彻底激活了，继而出现了以股权交易为核心的现代资本市场和契约规则。
3.
跟他的老师史景迁一样，彭慕兰从来是在书籍、论文和影印资料里解读中国。所以，这一类学者所提供的中国图景，既充满了细节和数据，又十分地抽象。
大分流理论的提出，正值新世纪之始，中国加入WTO，崛起为全球经济的新势力，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再度成为焦点。彭慕兰等人被称为加州学派，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倡导从地理、资源和技术变革的角度重新解释历史。在他们看来，中国自身的演变逻辑大于所有的外部冲击，在这个意义上，1500年或1840年，都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历史的合理性永远大于所谓的必然性。
彭慕兰的同事美籍华裔历史学家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一书中，主张创立新的关于中国的“国家形成说”，他提出了两种分析方法，一是从欧洲的角度来评价中国的国家形成，二是根据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这种方法把比较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进行转换”。
加州学派有很多的拥趸，尤其在中国，因为他们间接论证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性存在，尽管他们无力完成对此的理论建构，却开拓出了新的论述空间。同时，也有不少激烈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大分流理论很容易导向于“历史的虚无”，模糊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观。
彭慕兰是一个喜欢“反问”的学者，他反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反问“全球化不是什么”，反问“为什么是致瘾性食品——茶叶、鸦片、咖啡，而不是粮食，成为全球贸易的头等交易品”。
这些反问是那么地有趣而引人入胜，它以问题为导向，把历史的碎片重新组装搭建。也许应该说，彭慕兰是一个喜欢玩乐高游戏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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