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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化运动的全部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为了牺牲品。
——简·雅各布斯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这些年，去国内的二三线城市出差，站在十字路口，举目四望，在高楼林立的崭新景观中，常常会有一种错觉：我是不是曾经到过这座城市？因为，所有的中国城市都长得实在太像了。
还有一次去北京，住在北京大饭店，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我想出门逛一下夜市，结果，在饭店附近走了一个多小时，居然没有找到一条胡同、一个酒吧，甚至没有发现一个便利店。
站在空旷而冰冷的大道上，我突然有一种被“城市”隔离的荒诞感。
我的这一体验，在1961年，曾被一个叫简·雅各布斯的家庭主妇发现过，她写作了一本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这本书几乎颠覆了以往的城市规划理论，也几乎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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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雅各布斯不是建筑师，也不是城市规划的专家，她仅仅是一个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45岁的自由撰稿人，偶尔给《纽约客》或《Vogue》杂志写写专栏。她的这本书出版后，美国城市规划学会的会长抱怨说，“她除了给规划带来麻烦，其余什么也没有。”
但是，雅各布斯所代表的意见方，不是规划专家，而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是向当前城市规划理论和重建活动的抨击。”
在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美国发生了一场壮观的城市再造运动，旧的街道被彻底改造，贫民区相继拆除，摩天大楼的纪录被一再打破，这里面既有新商业文化的喷发，也有着巨大的利益涌动，其中包括房地产商、政府、零售商，以及无数雄心勃勃的建筑大师。在这场大造城运动中，主流的理念是机器美学和新功能主义建筑哲学，甚至有人提出，“新是唯一的哲学”。
然而，在家庭主妇雅各布斯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潮流，她在书中描述说，“生机勃勃的城市要有如下条件：零售与住宅相融；街道短小而不间断，避免长条封锁状；建筑物最好有新有旧，且融合不同的功能；此外，人口密度要高。”
在书中，雅各布斯对众多世界知名的城市规划师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包括旗手型的人物勒·柯布西耶。
柯布西耶是鼓吹现代主义城市建筑的主将，他提出了“光辉城市”的理念，认为城市应当按照需求严格分区——高密度的居住与工作空间、专为汽车交通建设的路网、集中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此提高城市与居住者的效率。日后盛行的CBD模式即源于柯布西耶的这一构想。
雅各布斯认为柯布西耶是那个“把反城市的规划融入进一个罪恶城堡里的人”，她写道，“这样庞大而引人注目的作品表现了某个人的成就，但是，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有说。”
继而，她用散文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心目中的城市场景：早上，杂货店的店主打开窗户，中学生们在上学路上把包装纸丢在地上。中午，裁缝打开窗给花草浇水，爱尔兰人在白马威士忌酒馆里晃荡，也会“舞出一个舞步”，比如把钥匙留在隔壁的熟食店。城市里到处是短的、七拐八扭的街道，人们能享受到拐弯的空间感乐趣。
她笔下的城市是现代的，但同时更是混乱的，并充满了人的气息，这当然与柯布西耶式的、注重功能秩序、整洁和社区分割的新城市主义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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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雅各布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街道眼”（Street Eye）。
这个新鲜而可爱的概念，反对建设那些寂寥而空旷的“花园城市”，它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
与大多数城市规划师认为“城区越老就越破败和越不安全”的观点截然不同，雅各布斯用强有力的案例和亲身体验证明，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对社区有着强烈的认同。
她指出，交通拥堵不是汽车多而引起的，而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汽车。
曾经有一次，雅各布斯找一位规划师询问相关的城市建设问题，但对方摆出一副对“人们在想什么”毫无兴趣的表情。这样的姿态，让雅各布斯感到很愤怒：“对他来说城市设计就是美学上的事情，跟其他无关。”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不是被拿来设计的艺术品，而是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人兴趣、能力、需求和才华千差万别。
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犀利地指出，所谓功能纯化的地区如中心商业区、市郊住宅区和文化密集区实际上是功能不良。她用尖刻的口吻写道：“城市设计的规划者们和建筑师们费尽心思去学习现代正规理论的圣人们和圣贤们曾经说过的话，他们对这些思想如此投入，以至当碰到现实中的矛盾将威胁到要推翻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时，他们一定会把现实撇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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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雅各布斯有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从年轻到暮年，都留着标志性的齐刘海短头发——她可能是这个发型最出名的两个女性之一，另外一个是日本“圆点女王”草间弥生。有趣的是，她们都是1960年代最愤怒的女知识分子。
雅各布斯不但是新城市运动的理论反对者，更是第一批冲上街头的抗议分子。就在出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1961年，她参加了抵制格林威治村城市重建的抗议活动，并因此入狱。
1968年，曼哈顿下城区将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雅各布斯和她的同道们认为，这会导致成百上千的家庭和商业机构被迫迁移，她组织了激烈的街头抗议活动，因“暴乱”和“故意伤害”的罪名遭拘捕。在听证会上，她大闹现场，试图冲上去撕毁速记员的记录磁带。这场抗争最终以雅各布斯的胜诉而告终。也是在这一年，简·雅各布斯又和苏珊·桑塔格、艾伦·金斯堡一起因反征兵而被捕，她认为儿子宁可去坐牢也不该到越南战场去当炮灰。
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将简·雅各布斯列为美国“最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最后一页，雅各布斯写道：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但是，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这种对自然和人性的尊重，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刷新了人们对城市和栖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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