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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吴晓波
 
 演讲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欢迎这么多朋友来到珠海横琴参加我的年终秀。
 
在中国历史上,横琴是一个重要的地方,1278年,这里爆发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海战。
 
当时宋朝的皇帝带着40万军民,和元朝的官兵,在十字门海域进行决战,宋军伤亡惨重,后来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在崖山跳海自杀,大宋帝国灭亡。
 
今天在这里,硝烟已经散去,但历史依然在,明显感觉到历史的大风从头顶上吹过。
 
这样一个有历史感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国家级新区,横琴注册了6万多家企业,十年前一家都没有,跟我们的家乡一样,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马上要进入的2019年,是建国70周年。
(巴九灵注:吴老师演讲于2018年12月30日,本文中时间节点不再刻意修改)
 
今天在座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国家不断变化的过程中,2018年的经济不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危机。2019年、2020年、2021年怎么样?我们会伴随着国家一年一年度过。
 
在这个过程中,从50后到00后的同学们都会问:“我这一代人跟上一代相比,是更幸运还是更不幸呢?”“我跟下一代相比,是比他们更优秀,还是他们比我更优秀?”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比上一代更值得信任?”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时代之间的最后一个关系,大概就是信任的关系。
 
百年中国青年
 
明年是建国70周年,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五四运动100周年。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1910年代的中国青年,你跟这个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呢?你会跟照片上的这些青年一样,举着旗帜走到马路上,要求国家有更多的民主、自由、科学、理性。
 
 
1919年,我们的辫子剪掉的第9年,有人想复辟当皇帝又被人民推翻,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非常焦虑。
 
照片上面有一个特别矮的小个子举着一面大旗帜,他叫傅斯年,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后来当过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凡事先骑上虎背。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等不及了,老虎来了,第一件事是不假思索先骑上虎背,先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1919年的青年,你跟这个国家的关系,是必须要去唤醒它,要让这个国家具有现代性。
 
到了1939年,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1939年的中国青年,你可能会收到爸爸的一面旗帜,上面有一个“死”字。因为那时国家受到外来敌人的侵略,整个国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你怎么办?只有一件事——为国家去死。
 
 
大家看到边上有一张照片,在淞沪战场上,一个不到20岁的士兵,身上绑着手榴弹,旁边是他的教官。他要去炸日本的一辆坦克,这可能就是1939年的青年需要干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问当时的中国士兵:“这场战争你们能赢吗?”士兵说:“我们能赢的,一定能赢的。”记者又问:“战争胜利之后你会干什么呢?”士兵说:“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
 
所以,1939年的青年,跟今天的我们比,是幸运还是不幸?是更勇敢还是更不勇敢?
 
 
1949年,又到了另一个时间点,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我特意找出了这些照片,大家认得他们吗?我发现,哇,他们当年长得很好看,跟我们今天的小鲜肉一样。当年他们只有19岁,有的读高三,有的读大一,但当时的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下面这个小男生当年在南京读高中,他跟我说,他当时每天躲在被窝里抄延安来的电报,然后把电报翻译成英文,给他表哥,让他表哥发给法新社、路透社、美联社。
 
他说,这件事如果被发现是要杀头的,但必须要干,因为那时的政权实在是太腐朽了,我们必须要改变它。
 
 
当年他们都只有19岁,跟他们同龄的一个美国人叫巴菲特,也是1930年出生的。我看《巴菲特传》时发现,当他们躲在被窝抄电报时,巴菲特在学习炒股。巴菲特19岁时已经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5万美元。
 
我们来看看当年19岁的这些人是谁,是今天的资中筠老师、袁隆平老师、屠呦呦老师、厉以宁老师、吴敬琏老师等等。明年他们89岁,中国很多地方过9不过10,在这里祝先生们生日快乐。
 
 
这就是那一代人跟这个国家的关系,又过了十年,国家进入到发展的阶段。1959年前后,中国建了很多工程。
 
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都是那时候建的。我们还建了156个重大工程,是苏联援建中国的大型项目。我们在南京开修长江大桥,诞生了新中国第一辆轿车——红旗轿车。
 
同时很重要的是,我们在东北意外地发现了油田,举国狂喜,这个地方取名大庆,建国十年大庆。
 
但我们没有油田开发的经验,于是几十万血肉之躯赶到大庆,要把油田开发出来。
 
然后就有了很多到今天还让我们很怀念的工人,有个叫王进喜的工人讲过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油井喷出来了,需要用水泥把它填上,但是水泥倒下去以后没办法搅动,没有搅拌机,需要工人跳进去,用身体把水泥搅动起来,让它慢慢凝固。
 
在1959年,如果你是一个中国青年,需要跳到一个油井中,到非常陌生寒冷的地方去建设国家的一砖一瓦。
 
如果你是1978年的中国青年,有可能需要按下一个血手印。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有20年的时间处在阶级斗争的状态,国民经济到了极端贫穷的状况。
 
 
今年经济形势很差,有人说2018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危险的时候。我不太同意,因为40年来,至少有4-5个年份的经济危机比今年要严重。
 
起码1978年比今年要严重,1978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今天我们4000多人来到这里,还是看到横琴的发展,国家并没有濒临崩溃的边缘。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1978年的青年,你需要进行体制突破和改变自己过去的勇气,我认为一点不比今天少。
 
这里我们看到的血手印,是1978年的冬天18个安徽小岗村农民按下的血手印,他们说,明天要把村里的田分掉,分田这件事是要坐牢杀头的,如果我们中的哪个人出了事,其余人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前两天我去安徽,碰到小岗村的农民,我问:当年18个按血手印的人现在还有几个活着?还有10个,8个已经去世了。40年前,他们也就20多岁、30多岁。
 
所以如果你在1978年,面对铁屋子一样的国家,要有勇气去敲一个窗户出来,你觉得那时候的人比我们有勇气呢?还是今天的我们比他们更有勇气?
 
到了1984年-1988年,中国开始城市体制改革,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年轻人的照片,认识他们吗?
 
他们在那时告别了自己原来的身份,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街道办主任,有的是一个县的工业局副局长,有的是退伍军人,他们开始从事很多年来没人从事过的事情——办企业。198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他们今天长什么样呢?他们是柳传志、宗庆后、牟其中、任正非、王石、南存辉、李经纬、潘宁。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去世了,有些人的商业故事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已经结束了,有些人仍然拼搏在第一线。
 
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1984年-1988年的中国青年,你有机会用商业的手段摆脱体制,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1998年-1999年的中国青年,你有什么机会?你有机会从事一个前所未见的行业——互联网。
 
看到这张照片,你会对人生充满了信心,都认得吗?他们年纪最大的生于1964年,年纪最轻的生于1974年,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一批中国青年。
 
他们跟前辈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都是大学生,甚至有的是博士,拿了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块钱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叫互联网。
 
 
今天中国非常著名的企业,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阿里、360、京东等等,全部诞生在1998年二季度到1999年四季度,它们已经成为了当今中国商业界最主要的一部分力量。
 
如果你认为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没有任何机会了。别这么说,机会永远存在。
 
前面一张照片是PC互联网时代的产物,2012年出现了这么一批人,他们是移动互联网下的蛋。
 
 
2012年-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同时给了这些更年轻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80后——创业的机会。
 
2012年远吗?6年,就在这6年里,照片上的这些人,其中4个人已经创造了中国互联网市值/估值前十大公司中的4家,TMD(头条、美团点评、滴滴)+拼多多。所以机会在这个国家永远存在,不同的年轻人将获得不同的机会。
 
 
到了今年,我们看到了更年轻的人,2018年00后上大学了。从1919年的傅斯年,到2018年上大学的这些年轻人,你说哪一代人更值得信任吗?
 
每一代人都值得信任。
 
国运即人运,有怎么样的国家就有怎么样的人民,同时有怎么样的人民就有怎么样的国家。
 
这个国家好不好,明天在哪里,其实归根来看,并不在于有多少的机器、黄金、高楼。我们非常需要机器、黄金、高楼,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更需要我们每一代有怎样的人。
 
 
没有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或者下一代人更加杰出或者更加不堪。
 
最近几年有一些80后、90后的同学拿《激荡三十年》让我签名,说看着看着很生气:“我妈把我生晚了,如果早生20年,我就是柳传志、张瑞敏,早生10年我就是马云。”
 
但你仔细想一想,从1919年到今天,哪一代人比哪一代人更杰出、更不堪呢?其实都是一样的。
 
看我们的父辈,孩子辈看我们,都存在巨大的代沟,甚至代际与代际之间的理解是非常困难的,很多问题只能谅解,非常难理解。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并不比前辈更加不努力,也不比晚辈更加不堪,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机遇,都有他的幸运点,但是国家要好,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国家的机会要属于年轻人,只要机会属于年轻人,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变革的启示
  
前段时间我们带了150多个中国新匠人去日本,做了一个“让日本看到中国匠”的活动,见到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叫阿南惟茂,是一个80多岁的老先生,说“我见过毛泽东以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
 
他说今年中国开始和美国打贸易战,这件事情30年前日本干过,你们中国人会不会跟当年日本人一样被美国人干掉?
 
我说:阿南先生,有机会你现在去一趟中国,我可以陪你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一个咖啡馆问几个年轻人在干什么,10个里面有7个在谈创业和PPT,你再到东京看看。
 
阿南说在日本今天没有人创业,创业只有两件可能性,第一种被老板开除找不到工作了,第二种离婚了。
 
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有年轻人在创业,年轻人仍然有机会。
 
我们有一个企投会,其中的企业家基本以70后为主力,三年来我带队到德国、日本做交流,有几次非常感动,在机场贵宾室,如果有五六个同学,他们会聚在一起开一个私董会,我每次看到这个场景就非常感动。
 
只要咖啡馆里还有人在写PPT,只要贵宾室里企投会的同学们还在开私董会,国家就有希望,再大的危机我们都跨得过去,因为机会还属于我们的年轻人。
 
 
海德格尔曾经讲过一句话,“只有在疑问与不适中,哲学才会出现。”如果一个时代让你觉得很不适、很焦虑、充满危机感、惶惶不可终日、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明它是一个好时代。
 
我去日本,去年日本卖得最好的一本畅销书叫《低欲望社会》,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低欲望社会,那就是风平浪净,什么机会也没有了。
 
但今天的中国,人人非常焦虑和不适,每一个企业,从最大的BAT到企投会、新匠人这些,每个人都充满了危机感,2018年我们萌生出更多的危机感。但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着巨大突变的时代。
 
今年我写了一本书《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写的是2008年-2018年的中国企业史。如果2008年我们有这样的年终秀,没有人跟你谈区块链、4G、云计算——这个词2006年在硅谷的一篇论文上第一次出现,没有人跟你谈人工智能、语音技术、柔性生产线、新能源汽车。
 
 
2008年我们聚在一起时,没有智能手机,美团、滴滴、今日头条、新浪微博、微信不存在,吴晓波频道更加不存在。
 
今天,我们的年终秀网络直播是通过爱奇艺直播的,2008年爱奇艺也不存在。
 
2008年,这个地方是一块海涂,横琴新区九年前才开始创建。
 
而如今,这些已经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008年全球十大手机品牌,4个欧洲的,2个美国的,2个韩国的,2个日本的。2018年全球十大手机品牌,1个美国的,2个韩国的,7个中国的。
 
 
我们发现了很多变化,讲一个特别普通的行业——衬衫。
 
十年前我采访时见了步鑫生,当时我们在拍《激荡三十年》纪录片,步鑫生开车带着浙江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到上海电视台楼下,我看那个70多岁的老爷子走在马路上也没人认识。
 
但是你知道,在1984年步鑫生是中国企业界的英雄,1984年之前中国所有工厂的工人管理模式都是即时工资制,所有工作八个小时的人拿的工资一样,这叫大锅饭。
 
步鑫生说:不行,你也工作八个小时,他也工作八个小时,他做两件衬衫,你做三件衬衫,你拿的工资一定要比他多。
 
今天这件事情在所有企业都非常普通,但是在1984年,步鑫生成了建国以后上《人民日报》除了雷锋第二多的先进人物。因为他改变了劳动的意义和劳动的价值,所以他成为了企业英雄,他那个企业当年的效益也非常非常好。
 
但过了六七年,他的企业就破产了,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1990年代中期,每一家工厂都是计件工资制,都能够生产非常标准合格的衬衫,出厂后,有的衬衫卖50块,有的卖80块,有的只能在附近五个县卖,有的能把衬衫卖到东北去。
 
那些能做品牌的人挣的钱多,能做渠道、开店的人挣得钱更多,而步鑫生只会管生产线,所以他落伍了。
 
到了90年代中期,有些公司每天能卖1万件衬衫,它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全中国开连锁店,生产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做衬衫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但到了十年前,又发生变化了,出现了电商。
 
雅戈尔怎么在全国卖衬衫呢?开5000家连锁店,20万个柜台,卖到全国第一。但是现在有人开始在网上卖衬衫,一天也能卖1万件,这就是电子商务对传统制造业进行了消费者关系的颠覆。
 
到了2017年,我们发现电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今天穿的这件西装就在网上定制的。你能在网上定制西装,有人派到现场来帮你量身体,为你一个人定制一件西装,价格还不贵,只有2000多块钱。
 
原来怎么做西装呢?大批量定版做,全国渠道销售,现在可以为你一个人做一件西装,意味着整个生产线开始柔性化。
 
我记得第一次做“转型之战”的活动,是2015年7月在上海,我们当时想在全中国找一条定制化柔性生产线,在青岛、佛山找到了定制服装和家居的公司。
 
2015年7月,他们在上海上台面对全国1000多个企业家讨论他们经验时,每个人的眼睛都放着光,前所未见的制造模型,一条生产线给我一个人做衬衫,可以为一户人家做一套家居。
 
到了今天,如果没有柔性生产线,你都没有资格在中国衬衫行业活下去,中国35家上市家居企业,全部是定制家居企业。甚至到了今年,在美国已经看到了人体大数据模型的衬衫、纳米衬衫。
 
衬衫是不是一个特别传统的行业?从1978年到2018年,每个男生都还在穿衬衫,但消费者、生产线、渠道、技术都发生了变化,你只有一轮一轮跟上变化,才有资格为今天的每一位新中产和企业家朋友们做一件衬衫。
 
所以,从来没有夕阳西下的产业,只有夕阳西下的人。
 
 
这是麦肯锡今年6月份一篇文章中公布的发现,他们认为,有12项技术将改变未来十年全球的产业。
 
我给大家念一遍,你们心里默想一下,其中有几项跟你的生活和工作是有关的,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它们不是挂在墙上虚无缥渺的高科技,今天它们已经或者即将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
 
这12项技术包括物联网、3D打印、移动互联网、自动化交通工具、云计算、可再生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能源存储技术、机器人、基因组技术、非常规油气勘探技术。
 
哪一个同学的工作和生活跟这12项技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有的话这个人就不活在当代中国。
 
说明什么呢?说明即将改变我们生活的很多新的技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们是2008年移动互联网革命之后下一轮新的巨型企业和富豪、变革的发生地带。
 
 
十年前,2008年11月1日,有一个叫中本聪的人,发了一篇文章《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九年后的2017年11月,比特币曾经涨到最高19783美元。
 
2017年时很多企投会同学问我“要不要买比特币”,我劝他们不要买,它就是一个泡沫。我非常欣赏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记账,但我认为比特币当时是泡沫。
 
等它涨成那样,我又开始怀疑人生,觉得耽误同学们赚钱了,很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比特币的价格约为4028美元。
 
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技术的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跟互联网一样,刚刚看到的人工智能,接下来一个巨大的泡沫叫做新能源汽车,包括前两年的虚拟现实,它们都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它们的发展和我们的人生一样,跟我们这个国家一样,也是在曲折和波动中发展。
 
 
在2018年,我们看到了一个神话的破灭,这样的神话破灭在未来还会一再发生。
 
但即便发生从1.9万美金到4000美金这么大的跌幅,今天我仍然坚信,2019年-2020年,随着应用场景的完善,区块链慢慢会改变很多的社会要素,跟比特币类似的分布式记账货币有一天会回来,这就是变革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可能性。
 
三省吾身
 
最终还是要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比上一代更值得信任?
 
我想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答案,我们必须要做某一些事情才能让我们这一代人值得信任。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仍然有背叛前辈的勇气?
 
我有一年去参加景德镇的瓷器展,展名叫做“爻变”。我当年做中国企业史研究时,看过一本书叫《天工开物》,宋应星写的,300多年前的书,景德镇瓷器的72道工艺是宋应星第一次通过文献的方式流传下来。
 
我那次去参加“爻变”,看到两个展厅,前厅是大师展,从展厅这个门进去,那个门出来,5分钟快速浏览,因为我看到每一个瓷器从造型到图案,都在以前的画册中无数次看到过,大金鱼、牡丹花、竹子、几只鸟。
 
后厅是一些景德镇现在的青年工作室,我在那边流连了两三个小时,看到了很多变化。我看到今天景德镇一些年轻的制瓷者,不再遵循72道工艺,有些没必要了。
 
现在我们对材料、对火候的理解,在一个瓷片变化过程中的管控能力,比祖辈要先进和灵活得多。我们对造型、对哪些风景和人物可以被呈现在一块瓷器上的理解,也跟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发生了完全的变化。
 
当我离开那个展览时,回头望那个“爻变”的“爻”,我突然想,哦,策展人有一个深意,那个爻既可以是八卦的爻,也可以是烧窑的窑,是在说年轻人应该求变化。
 
今天来了很多新匠人同学,我们做的每一个产品,从一个糕点开始,到一个瓷片,到一包茶叶,到一双布鞋,我们要干的唯一一件事情是向前辈致敬,要保持他们的匠心,但是我们必须在原理上背叛他们。
 
所以我们值不值得信任的第一条是:我们是不是仍然有背叛前辈的勇气?如果我们循规蹈矩,跟着教科书一步一步度过我们的人生,那是非常枯燥的不值得度过的人生。
 
 
第二:我们是不是仍然有时刻归零的心态?
 
2014年,我曾在北京碰到凯文·凯利,当时马化腾问他“谁是消灭腾讯的对手”?凯文·凯利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即将消灭你的那个人,今天还没有出现在你的敌人名单上。”
 
 
我最近在给企投家、新匠人讲课时,经常讲“每个人都要有归零的心态”,我们要相信这个时代敌人的出现并不在我们既有的视野中。
 
今天在场的企业家同学参加完年终秀,可以拿一张小纸条,写下这个行业我认为的敌人是1、2、3、4、5,把这张纸条放在你的口袋里,一年后拿出来看一下,两年后拿出来看一下,五年后再拿出来看一下。
 
一个正在发生激变的行业,敌人的出现是出其不意的,一定不在你现在的小纸条上。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和归零的心态。
 
 
第三:我们是不是仍然有拥抱世界的热情?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什么叫改革?就是要对现有的体制从制度上进行变革。我们原来做计划经济,后来做商品经济,后来做市场经济,今天要做符合法治规则的市场经济,这就需要你不断地改革。我们今天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成。
 
什么叫开放?就是打开国门,迎接更多自由的资本、自由的人才、自由的技术、自由的思想,所以改革开放40年简而言之就是两件事:一是融入全球,二是本土创新。
 
 
在40年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后发优势。
 
我们要做衬衫、做冰箱,从国外引进一条衬衫生产线、冰箱生产线。
 
我们要做一个品牌怎么办?到香港、日本买两本品牌的书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品牌的。
 
我们要做技术创新怎么办?每年参加法国时装展,拍回来到工厂里就开始做了。
 
这就是后发优势,不用投入太多资源,不用冒很多险,不用试很多错,技术可以仿效,模式可以跟进,资本可以引入,用时间换空间。
 
 
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包括早期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是不是都是后发优势的结果?对。但是朋友们,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后发优势的同时就会有后发劣势。
 
因为我们长期进行技术仿冒,长期进行模式更进,所以我们的改革会缺乏顶层设计。
 
1978年,我们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要告别贫穷,要走向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条是富强,我们为了富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出发时,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没有进行顶层设计,那我们要把这个国家带到哪里去?
 
2018年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后发劣势。
 
然后,我们引进了很多的生产线,我们拿着照相机到全球各地去拍,拿回来到各个工厂仿冒,所以使得我们的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
 
每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有全球一、二、三、四个老大,让我们做对标,他们怎么走我们怎么走,他们绕一个坑,我们就绕一个坑,任何一个发展都有路径依赖。
 
接着,我们缺乏文化自信。在经济学界长期讨论过一个问题,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到底因为什么东西?
 
中西方有两派观点很有意思,一派观点,美国人说你们中国发展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干了一件事,我们美国人每天工作6个小时,你们工作16个小时,你们通过破坏环境、拉长劳动时间,趁我们放假的时候你们还在工作,我们双休日你们还打折,就靠这样。
 
中国国内也有一个观点,中国发展就是一个后进发展的过程,我们仿冒到今天。
 
我是做企业史研究的,其实我挺难认同这件事情,我们确实享受了后发优势的时代福利、国家福利,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后发劣势,但是不能够因为有后发劣势而否定我们这40年来改革和发展的成就。
 
 
重要的是,到今天,我们要看清所在的这个地位,有很多过去40年维持我们走到今天的优势都已经丧失掉了,中国今天有很多企业都是排名全球第一的,我们前面已经没有什么对标物了。
 
改革到今天,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改革目标和方向进行更大的定义。
 
2018年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产业危机在一方面是客观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果,比如说中国的制造业人口红利已经吃完了,比如说今年智能手机的出货量下降了18%,比如说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到了后半进程的阶段,比如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这是一些客观因素所带来的结果。
 
但我们也有很多主观因素,在制度创新上的很多空间通过危机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在2019年被我们腾挪出来?
 
所以改革走到了今天,走过了40年,明年是建国70周年,我们仍然要谈改革开放,我们仍然要对内达成改革新的共识,对外形成开放新的模式。面向未来,在水大鱼大中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要完成的重要的使命。
 
做这个PPT时,我想起十年前我写《激荡三十年》,那时候我从华盛顿飞回上海,在飞机上睡觉,睡了一会儿醒来,把旁边的窗帘打开,眼睛一下子被刺到了。飞机刚刚飞过一个云层带,非常强的光从大云层后面射过来,刺到我的眼睛里。
 
我当时很有灵感,拿起笔写了一段话,那段话后来成为了《激荡三十年》的题记,我现在再念给大家听一下。十年之后,我觉得这段文字还在。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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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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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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