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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会记住哪些日子，更不知道，哪些变化将改变我的生活和职业。在十年后，我希望不背叛以下的文字。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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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的生日。
此时此刻，写下一封给十年后自己的信。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回忆录，在扉页上，他写道：“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未来的日子，就应当是卡尔维诺笔下的那座“看不见的城市”：你从容地想象所有的细节，让美好的事物正值青春，让苦难趋于衰老，把一切特定的时刻仪式化，将欲望酿成记忆。
可是，真实的日子恐怕不是这样的。
天才的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都没有活成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样子。时间就是一个刻薄的巫婆，她悄悄剪掉梦想小纸条的一个翅膀，她在无数的路口设置迷阵，她永远让你无法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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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到十年前的今天，四十岁的我给自己写一封信，那会是一番怎样的猜想？
那时的我，刚刚完成了《激荡三十年》，正忙于各地的签售和领奖。我去泉州、淄博、芜湖和重庆北碚探访与商业史有关的史迹。我还在西湖边开了一间书店，希望为读书人留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户。
我不知道会遇见你。
我没有料到书店将在两年后倒闭。
我没有猜到会有一个叫吴晓波频道的自媒体。
我不知道会有智能手机、微信、天猫、美团、今日头条、共享单车、滴滴，以及快手和抖音。
我无法想象所服务的纸质媒体会集体沦陷，我的那些朋友将星散成惶恐的孤鬼游魂。
那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看片室里研究美国的一档职场真人秀《学徒》，我无法料想那个浮夸虚伪的地产大亨，后来会成为令中国如此被动的美国总统。
我在《激荡三十年》的最后一章中，曾用激越的笔调写道：“这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年份，一出长达百年的复兴大戏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如今看来，我对未来的所有畅想，一半是错的，另一半是过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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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精明与愚蠢一样，都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尽管早有学者告诫我们，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然而，时间兑现的方式永远不在既定的设想中。
我们总是不知所措。
十年前，巴菲特跟人打赌：你购买任何一只对冲基金可能赚到的钱，都不如傻傻地去买股市指数。现在看来，他部分是对的，纳斯达克指数在过去十年里涨了400%；不过也有部分是错的，如果你凑巧买的是上证指数，十年前是5200点，最近则正挣扎在2700点。
前几天，我去大连，那里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市民广场。当地人告诉我，曾经有一位英俊而强势的市长在那里的一块花岗岩下埋了一封写给100年后大连的信。如今，事非人陨，那封信也早被悄悄地取走。
无人知道他写了什么，而且，这已经一点都不重要。
“没有一个人在得悉他的结局前，能被认为是幸福的。”两千多年前，希腊城邦的首富克洛伊苏斯在梭伦面前炫耀他的财富和幸福，但遭到这位贤人的如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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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关于未来，我不知道自己会记住哪些日子，更不知道，哪些变化将改变我的生活和职业。
如果在十年后，我真的有勇气重读这一篇专栏，我希望至少，不背叛以下的文字：
我仍然是一个诚实的财经写作者。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喜欢跟踪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然后像影子一样地进入他们的人生。我不能说出所有的真相，但是用手努力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不应该是伪造的和违心的；
我仍然是一个敢于放弃过去的好奇者。这个时代的非线性发展，正让过往的绝大多数经验变成废纸，能力被重新定义，模式瞬间沦为桎梏，我愿意自己保持归零的心态；
我希望自己真正领悟到，获得自由意味着什么。这是存在主义的元命题之一，正如萨特所言，我们根本无法预先被决定本性，它需要通过选择去创造。其实到今天，迈过生命中途的我，仍然迷茫于自由的内涵；
我希望自己没有逃离时代和这个国家。大概率而言，未来的十年，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仍将膨胀，直至成为全球第一，但是两到三次经济危机无可避免，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或将发生，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落幕方式仍是一个巨大的谜。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记录者，我希望自己，永远在现场。
我希望仍能与你在一起。
我们并非须臾不分，也并不对所有的事物抱持一致的立场，我们会有分歧，争吵，会沮丧于彼此的沮丧。但是，你的存在是所有存在的总和。
托尔斯泰在回顾他的创作时，曾不无恶作剧地建议说：如果小说家的主人公过于邪恶，必须添加一点善良；如果他过于善良，必须添加一点邪恶。
他其实说的是生活本身，所不同的是，我们既是善良和邪恶的制造者，也是被选中的那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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