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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张照片你怎么看?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
 
有两张照片,流传得很广。
 
一张是华为的任正非排队等出租。它被摄于今年4月16日,当晚临近十一点,72岁的任正非在上海虹桥机场,独自拉着拉杆箱,排队等候出租车,身后没有一位助理。
 
另一张是娃哈哈的宗庆后坐动车二等座。这是圣诞节前的事情,有人在动车G2365的二等车厢里偶遇宗庆后,据说他目前一年的花费仅仅只有五万元。
 
 
任、宗两先生,分别出生于1944年和1945年,都到了有人该给他们优先排队和让座的年纪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均身价显赫,任先生管理着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宗先生在首富榜上梅开三度。
 
课堂上,有同学问我,你怎么看。
 
我说,如果是我,有司机接,不会去排队等出租,有商务座,干嘛坐二等座。
 
2
 
任何行为都可以进行动机解释。我没有当面询问过任、宗两先生,就只好兀自猜想,排出四类动机。
 
第一类动机是被迫性的。
 
比如,恰巧那天司机跑错机场了,任先生一生气就自己去排队等车,或者他有一个必须及时赶到的约会,再或者,他不知道还有一个叫滴滴的叫车工具,也许知道,也许不会用。
 
而宗先生坐二等座,也许是商务座的票被抢光了,秘书同学没有能力弄到一张票,于是,献上膝盖,辛苦老板。
 
第二类动机是表演性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要在 PR(公关策划)的范畴内去讨论了。
 
第三类动机是随机性的。
 
任先生和宗先生都是随性之人,他们并没有觉得排队等出租或坐二等座是多么突兀的事情,如果有司机来接或能坐商务座,当然最好,如果没有,多挪几脚,权当散步,坐坐二等座,还能逗邻座的孩子玩。
 
第四类动机是道德主动性。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律性行为,他们认为,无论权势多大,身价多高,都应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能节约一分,绝不只省五厘,将自己对物质的追求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而这种行为的本身,又带有宣示的效应,他们将以此要求于自己的部属,乃至示范于自己所在的阶层。
 
值得展开讨论的,当然是第四类动机,因为这两张照片所激起的热烈反响,只与此有关。
 
3
 
任、宗两先生都出生于战乱年代,及至青春,不幸遭遇文革,文攻武卫,上山下乡,大把曼妙时光乱掷于荒唐之中。他们各自创业的时间,都是1987年,均日近西斜,年过不惑。而且,他们的起点都非常卑微,一个是不起眼的贸易公司,一个是偏居小巷的校办工厂。
 
于是,岁月的残酷,迟到的机遇,行业的惨烈,都在他们的性格中狠狠地烙上了狼性的一面。
 
在潜意识中,他们有与生俱来的末日感和危机感,对胜利抱持不惜一切代价的凶猛劲,惟有成功,以及持续的成功、再成功,方可以报复岁月对他们青春的剥夺。这些个性,造就了成吉思汗式的一代人物。
 
 
与此同时,青年时代的价值观教育,更是让他们成为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信徒,对纪律的强调,对权力的迷恋,对个性的鄙弃,对家庭生活的轻视,成为性格中无法剥离的部分。
 
这一代人对自己那么狠,大抵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对他们太狠了。
 
绝大多数企业的发展史及其公司文化,基本上是创始人的青年阅历和性格的投影,华为和娃哈哈也不例外。
 
这一代人自有非常让人敬重的地方,任、宗两先生在实业上的坚持,在战略、营销及管理上的创见,都是中国企业界宝贵的财富。可是,他们的生活观和职场观,却不应该、也无法被继承下来。
 
新一代的经营者——也是当今中国企业世界的中坚力量,大多生长于1990年代之后的商业文明时期。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斗争和短缺经济只是遥远的童年记忆,他们与这个时代两不相欠。
 
在他们的人生之中,投身商业仅仅是生命价值实现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全部。相对于抽象的“集体利益”,个人的价值更多的是以职务行为和股权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两者并无大小先后之分。
 
 
企业家的道德责任,与个人品性无关,更多的体现在彼得·德鲁克所提示的四个方面:是否生产优质的商品,是否善待员工,是否合法纳税,是否成为社区与大自然的融洽者。
 
在日常生活层面上,他们尊重物质文化,学会符合身份的消费,懂得用金钱去交换时间、犒劳自己和表达感恩。对优质服务及商品的购买及享用,是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既不应该以奢靡的行为激怒其他阶层的民众,也没有必要刻意地拒绝物质享受。他们善待他人,亦同时善待自己。
    
因此在我看来,对任、宗两先生的行为进行道德层面上的热烈解读,容易误导出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观和职场观,从而遮蔽了企业家的真实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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