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巴莎男士》上的一篇专栏，“春思新人，秋念旧友”也。

只有廖厂长例外

吴晓波

据说男人到中年之后，会越来越怀旧，身上的所有器官都会变得越来越软，从手臂上的肌肉到内心。今年是我从事财经写作二十周年，到了这样的年纪和时刻，无法不怀旧。这二十年里，我行遍天下，几乎见过所有出了点名的企业家，他们有的让我敬佩，有的让我鄙视，更多的则如风过水面，迅而无痕。那天，有人问我，如此众多的企业家、有钱人，最让你印象深刻是哪一位呢？

我想了很久，然后说，是廖厂长。

真的抱歉，我连他的全名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姓廖，是湖南娄底的一位厂长。

那是1989年的春天，我还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就读。到了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毕业实习时，我们四个新闻系的同学萌动了去中国南部看看的念头，于是组成了一支“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联络地方，收集资料，最要紧的自然是考察经费的落实。但到了临行前的一个月，经费还差大一块，我们一筹莫展。

一日，我们意外收到的一份来自湖南娄底的快件。一位当地企业的厂长来信说，他偶尔在上海的《青年报》上看到我们这班大学生要考察的计划及窘境，他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我们成行。

在1989年，7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位大学毕业生的基本工资是70多元，学校食堂的一块猪肉大排还不到5毛，“万元户”在那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有钱人代名词。这封来信，让我们狂喜之外却也觉得难以置信，不久，我们竟真的收到了一张汇款单，真的是从湖南娄底寄来的，真的是不可思议的7000元。

南行路上，我们特意去了娄底，拜访这位姓廖的好心厂长。

在一间四处堆满物料的工厂里，我们同这位年近四十的廖厂长初次见面，他是一位瘦高而寡言的人。我只记得，见面是在一间简陋、局促而灰暗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用灰格子布罩着的转角沙发散发出一点时代气。一切都同我们原先意料中的大相径庭。这廖厂长经营的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私营小厂，生产一种工业照明灯的配件，这家厂每年的利润大概也就是几万来元，但他居然肯拿出7000元赞助几位素昧平生的上海大学生。

我们原以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但他确乎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如果你们的南疆考察报告写出来，希望能寄一份给他。他还透露说，现在正在积极筹钱，想到年底时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斯·韦伯全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克斯·韦伯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他是一位德国人，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尽管在日后，我将常常引用他的文字。

在以后的生涯中，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中国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化钱如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的一截。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更怀念这位只缘一面的小厂厂长。

那次考察历时半年，我们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十一个省份，目睹了书本上没有过的真实中国，后来，因了种种变故――那一年春夏之际发生的政治风波大大地影响了我们的计划，最终，我们只写出几篇不能令人满意的“新闻稿”，也没能寄给廖厂长一份样点的“考察报告”。后来，我们很快就毕业了，如兴奋的飞鸟各奔天涯，开始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廖厂长成了生命中越来越淡的一道背影。我们再也没有联络过。

但在我们的一生中，这次考察确实沉淀下了一点什么。

首先，是让我们这些天真的大学生直面了中国改革之艰难，在此之前，我不过是一位自以为是的城市青年，整日里就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地读书，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而在半年的南方行走之后，我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的中国，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用自己的心去接近过，你无法知道这个国家的辽阔、伟大与苦难。

再者，就是使我们从这位廖厂长身上传递到了理想主义的余温。

他只是万千市井中的一个路人，或许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还铢砾必究。但就在1989年春天的某一个夜间，他偶尔读到一则新闻，一群大学生因经费的短缺而无法完成一次考察。于是他慷慨解囊，用数得出的金钱成全了几位年轻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于是，就在这一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芒使这位平常人通体透明。

他不企图做什么人的导师，甚至没有打算通过这些举动留下一丁点的声音，他只是在一个自以为适当的时刻，用双手呵护了时代的星点烛光，无论大小，无论结果。

这些年，随着年纪的长大及阅历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人类文明的承接，如同火炬的代代传递，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或有机会握到那根火炬棒。于是，有人因此放弃了，有人退却了，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拦别人的行程，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主动地闪开身去，他们踞下身子，甘做后来者前行的基石。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小小的心灵角落，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例外”。我甚至愿意相信，在那条无情流淌的岁月大河里，一切的财富、繁华和虚名，都将随风而去，不留痕迹。

只有廖厂长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