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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去世所引发的这一波舆论大战,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阶层所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公众信任危机。”

文 / 吴晓波

在喜欢结社拉派的浙商群体里,钟睒睒和宗庆后都属“独行客”。前者大隐于市,几乎从不参加任何活动;后者常年奔波业务一线,偶尔出席一些论坛大会,也都是匆匆一现,没有表达或引发话题的欲望。 

谁料今日,阴阳相隔,同城的两人竟势如水火,成了互联网世界里的“流量食物”。

宗庆后去世,钟睒睒躺枪,在网民的话语体系里,两人被迅速的“格式化”:前者简朴爱民,年度消费五万元、45岁员工不辞退,勤恳打造民族品牌娃哈哈;后者的公子入籍美国,产品包装处处可见崇日痕迹,连瓶盖都长得像太阳旗。于是,以“爱国”为名,楚河汉界,阵营森然。

网民们引以为据的事实是否完全属实,尚待确认,但是,这似乎已不重要,关键的是“立场”,重要的是,人们的情绪需要一个假想敌。宗庆后去世所引发的这一波舆论大战,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阶层所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公众信任危机。

最可怕的是,此次风波的掀起,没有“台前主将”,没有“幕后主角”,没有所谓“利益集团或资本的推动”,它不是商战,没有阴谋,是一场民粹主义情绪的广场式猎杀。它的发生突如其来,过程曲折激昂,近日(3月11日),随着钟母的意外去世,更是添上血腥和叵测的气味。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宗庆后和钟睒睒都已成了公众舆论广场上的“祭品”。在他们各自身上被赋予的意义,已远远的大于事实本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前尘恩怨。如此戏剧化的猛烈对峙,发生在全国最低调的两个同业、同城企业家身上,我竟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作弄。

因而,宗、钟两族都应保持理性和冷静,一旦被愤懑和悲情裹挟,进一步互相爆料或撕咬,肯定两败俱伤,引爆更大的民众狂欢,从而引发对整个企业家阶层的质疑和反感。

当今之计,最值得反思和讨论的,倒是几个在此次事件中被抽象出来的重要话题:

▶▷其一,怎样的企业家,是一个合格和值得尊重的企业家?

按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家若能做到四点,便堪称合格,它们分别是:生产好产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和友善环境。此四条是企业家的职业道德底线,如能达成,他们便足以自洽,无从指摘。

▶▷其二,企业家与爱国的关系。 

马克思说:“赋税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这层意义上,作为公民之一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爱国体现便是纳税,以及通过扩大再生产、雇佣员工和创新,而实现更多的纳税。

▶▷其三,资本的流动与爱国的关系。

资本的基本属性是逐利,因此“资本无国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或撤出,中国资本在“一带一路”及东南亚等国的投资办厂,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上市融资,等等等等,都是资本属性的体现,不能以是否“爱国”来进行考量。

▶▷其四,中国商品与国际元素的关系。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题中之义,便是各国产品、技术的引入和输出,以及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交融。好莱坞拍《功夫熊猫》,既借鉴了中国元素,却体现了美国意识,而中国商品对其他文明体的文化元素的借鉴,也同样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信和再创造。

▶▷其五,资本市场的公司估值与产业进步的关系。

这些年来,人们在议论科技进步的时候,常常以茅台是最高市值公司和卖水的商人成了“中国首富”——宗庆后和钟睒睒都当过财富榜的榜单之首,来诟病中国企业没有创新力。其中的误读,既是资本常识的缺乏,也可以理解为“爱之切而恨之深”。

上述五个课题,归根到底是“企业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梳理,它们的凌乱和错读,正在公众社会造成对立、撕裂和无谓的消耗。

哈耶克曾说:“商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视和道德诅咒的对象。对商人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在中国的民间社会,由“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等成语构成的价值判断,顽固地盘旋于社会共识的最基石层。它们如同咒语一般,尤其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可能被轻易地呼唤出来。

每个人都被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每个人都只看到他愿意看到的事实,如果这一意义和事实遭到挑战,便可能不由自主地走到预料未及的极端。而这一景象一旦构成为公共情绪,那么,对之的驾驭和平复将变得非常困难,并造成长久而持续的社会性伤害。 

宗钟风波的平息,也许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谁是下一个钟睒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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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488篇文章 5分钟前更新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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