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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的生育乃至婚姻选择,被多重因素裹挟时,其本质也是一种‘市场失灵’。”

文 / 巴九灵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又逢两会期间,女性议题再度成为焦点。

小巴梳理了两会上有关女性的提案,既意外又不意外的是,大都与“生育”相关:

◎ 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建议,明确取消对居民生育子女的数量限制,对于非婚生育、单亲生育,也可以平等享受相关生育支持政策。

◎ 全国政协委员赵长龙建议,适时开展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的可行性探索;与之类似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吴德沛,将目光聚焦于大龄女性和女性肿瘤患者的生育力,建议在特定条件下对此类女性进行生育力保存,包括但不限于卵子冷冻、胚胎冷冻、卵巢组织冷冻等……

◎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延长女性带薪“育产假”达2年,直到孩子上幼儿园。

当然,也有不少提案为女性就业权益发声,比如“建议健全反就业性别歧视机制,保障女性平等就业”“建议采取积极措施促进育龄妇女就业”……但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一个词:“生育”。

将女性议题浓缩在“生育”二字上,并不使人愉快,但背后的宏观背景也透着无奈。

1

压力给到半边天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我国的总人口较上年减少208万,新出生人口仅902万,为1949年来最低水平。

与之相佐证的是,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经初步测算,已下滑至1.09,在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水平。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一般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保证整体人口水平相对稳定。

然而,当我们把压力给到唯一具备能力的“半边天”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表示:“真撑不起来。”

单纯以养育成本而言,即便以一个家庭之力来承担,都觉负担。

据最新出炉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较两年前上涨了5.3万元)。

而若生活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成本更是高达惊人的101万元。

报告还估算,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到年满18岁的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高于除了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排名世界第二。

若再以生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测算,带来的是更大的精神压力。

前几日,“硕士学历二胎宝妈投84份简历面试为0”上了热搜,给予广大职业女性巨大的精神冲击冲击。如今余波尚在,许多人不禁后怕:就业市场对于已婚已育女性,已经如此不友好了吗?

或因如此,当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拿出那份延长女性带薪育产假达2年的提案后,网友们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如此一来,怕是用人单位更加不愿意招聘女性了。

虽然中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均对处于“三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做出保护性规定。但实践过程中,女职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轻者调岗降职、扣发工资,重者甚至直接辞退等情况也屡见报端。

生育隐含的机会成本,对于女性而言,不仅包含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还包括可能放弃和牺牲的部分事业,譬如就业、晋升、加薪的机会,以及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

据调查,有职业中断经历的女性中,因“生育或照料孩子”而中断的占60%,与此同时近83%的全职妈妈有再就业打算。

这些压力其实也都是老生常谈,但最令人忧心的是,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且无法排解时,悲观和反抗就成了唯一的选项。

2

刺激生育不能只有口号

“婚育”,多年来一直占据社交平台的热议榜,但热议程度生逊色于往年,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逐渐低估了年轻人对生育和婚姻的悲观态度。

小巴在网上寻找了几句措辞较为激烈的表达:

“出生率亮红灯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生早就亮红灯了。”

“生育损伤、可能会面临的丧偶式育儿、以及更深层的原因,让我并不想要生育。”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足够美好,美好到让我想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

……

极端的表达背后,是多年来情绪累积叠加和观念变化的缩影。

宏观有所求,自然也要从宏观上给予正向的支持,但支持不能只停留在口号,有婚育意愿的女性或犹豫不决的女性和她们的家庭,更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方案。

这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几例。

例如,为缓解企业员工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与冲突,全国政协委员史可建议,对育儿家庭员工引入弹性出勤制度,探索育儿家庭每周一天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工作模式,同时完善男性在陪产、育儿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措施。

“我国现行的‘基本产假+奖励产假’是针对产妇生产行为,而育儿假、家庭照护假等后端养育环节的假期基本缺失。”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建议,对养育3岁以下子女的父母双方提供每月1天的带薪育儿假,以及每季度2天的无薪家庭照护假。

尽管这样的建议也会造成用人单位的“理性抉择”,但相较而言更具体也更有确定性,再配合“健全反就业性别歧视机制”,就有办法找到最优解。

再比如,今年代表委员们的提案中,不乏“给予生育津贴”“发放育儿补贴”“降低育儿成本”等物质层面的激励。

这里也有可以让女性建设性探讨的空间。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发钱,一定程度上能够鼓励生育,但不是生三胎奖励几千块钱那种‘简单粗暴’的,要正儿八经的务工补贴、育儿补贴、医疗补贴,切切实实地减轻经济负担。”

实际上,本届两会上,也有多名代表将目光聚焦到税负上。

“2023年修改之后的个税法,考虑到了0—3岁婴幼儿的税收减免与扣除问题,但这种减免也是‘逢生即减’,没有考虑到不同纳税人家庭的抚养压力的不同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在全生命周期的婚配与家庭生育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与经济波动所造成家庭成员的就业、失业等变化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表示。

他举例,假定一个成年男性就业人员的月收入为20000元,如果其为单身,纳税后的生活相对比较充裕。但若该男子已婚育,其妻子为抚养年幼的孩子而辞去工作,则该男子每月20000元工资,实际要负担全家三口消费,有时甚至还要支出部分费用赡养老人。

因此张翼建议,按家庭人均收入改革个税法,减轻养老育小的负担。

在子女教育费用个人所得税抵扣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则建议,适当增加二孩、三孩父母的税收抵扣额。

全国人大代表谭琳认为,亟待完善生育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由地方财政、企业、工会、生育保险基金、家庭等共担生育成本。

3

越细心越鼓舞

除了发钱,建设性的方案里还有配套。

人们经常推演这样的生养画面:没房子的话,生小孩后父母来帮忙带,房子都租不起,有房子的话,面积如果不够,也不敢多生孩子……

对于多孩家庭来说,宽敞的住房空间是基本需求。

本次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袁京连建议,把“刚需”住房调整为150平方米。

150的数字如何得出?袁京连指出,“一孩”政策期间推行的是人均3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而现在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按人均35平方米和一家四口人计算,再加10平方米的辅助性用房,如此应将住房面积由90平方米提高到150平方米。

全国人大代表胡小青则建议,建立生育数量与购房指标、面积挂钩的住房补偿机制,比如允许追赠指标、面积以及继续享受首套房支付比例、契税减免、住房补贴等政策优惠。

与此同时,生育支持是个综合性工程。包括住房在内,是一条长长甚至贯穿一生的配套链条。

生育健康,就是近几年刚被重视起来的诉求。

自2018年试点无痛分娩以来,我国无痛分娩普及率从不足10%提高至目前的30%,但离发达国家80%的无痛分娩率,仍有较大差距。

在全国政协委员赵长龙看来,分娩镇痛服务对产科和麻醉科诊疗能力要求高,目前只有大城市三级医院开展比较普遍,麻醉医师和助产士人员短缺、收费标准差异等因素,阻碍了分娩镇痛的进一步推广。为此,他建议把无痛分娩全面纳入医保。

近年来,辅助生殖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单身女性对冻卵技术诉求增多,但所涉技术、法律、伦理等问题仍未很好解决。赵长龙认为,可适时开展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的可行性探索。

除了冻卵外,近年来兴起了一项新型生育力保护技术——卵巢组织冻存与移植。目前这项技术在临床上已经成熟,但尚未普及。

全国人大代表任阮祥,是国内引进该技术的第一人。她指出,很多因素会影响女性的生育力,反复流产会导致子宫内膜损伤,从而影响子宫功能;卵巢功能的生理年龄有限,因为社会性因素导致生育晚,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多;同时,疾病导致的外源性因素,比如癌症的放化疗也会影响女性卵巢功能,导致生育力下降。

为此,她建议推广卵巢组织冻存创新技术,解决生育难题,应对人口过早老龄化。

4

当障碍被消除后

人口学家王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生育肯定是女性承担的部分大得多,她在职场和个人发展上受到的限制,不是经济上的补贴能够完全解决的。”

但当女性的生育乃至婚姻选择,被多重因素裹挟时,其本质也是一种“市场失灵”,我们尊重理性的选择,但也要看到许多理性的选择恰恰是在非理性噪音中“被迫”产生。

理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当无形的手解决不了问题时,就必须强调有形之手的纠偏,刺激生育不是为了把压力给到女性,而是创造一个更公平均衡的环境,再由她们做出自己的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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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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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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