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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都表示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统一、富饶的中国。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真正为出现这样的一个中国作好准备了吗？
——保罗·肯尼迪
文 / 吴晓波
198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患上了三重焦虑症的“巨人”。
国内经济因制造业产能的过剩和成本陡增彷徨而找不到出路；在国际上，“日本虎”迅猛崛起，几乎快咬到美国的尾巴了，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而与苏联的长期“冷战”，消耗了大量国力，却似乎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从历史规律中帮助美国人找到勇气。而这个任务，在1988年由一个出生在英格兰的学者完成了。
他有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名字：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其实，他与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只在血缘上有非常遥远的关系。
他出版的书名是：《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保罗·肯尼迪，1945年出生于一个英国造船工人的家庭，这让他对海洋和海军有天生的兴趣。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专注于海军史的研究，31岁出版了《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1983年，他定居美国，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
肯尼迪后来回忆说，原本只想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很快发现，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个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糅合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他的创作雄心因此被激发了出来，事后证明，这是他在当年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关于什么是“大国”，英国学者怀特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那就是：
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
这里所谓的战争，应该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即便中国的汉唐明清、罗马、奥斯曼等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后者的出现是大航海及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保罗·肯尼迪的叙述起点便是公元1500年。
肯尼迪通过500年的历史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其最核心的规律有三条：
◎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肯尼迪的大国观察，聚焦点正是他刚刚定居的美国。
他回忆说，新书出版后的那年暑期的某一天，他拿起报纸，看到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将开始亚洲六国之行，以此反驳保罗·肯尼迪提出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
他差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在后来的两年里，美国国会数次举行专题听证会，召肯尼迪作证陈述。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这位英国籍教授用“历史之槌”击中了当时美国的痛点。
战后的全球格局出现了“两极世界”，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构成了所有国际关系的前提。肯尼迪认为，当今美国正面临两大考验：一是国力与军事支出之间的均衡性，二是产业格局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比较了17世纪初的西班牙帝国和20世纪初的大不列颠帝国之后，肯尼迪对美国提出了一个警告：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可称为“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
《大国的兴衰》让弥漫在美国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加剧，这位新移民教授当然不是最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在批评的激烈程度上，他不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战略思考深度上，他不如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策略提供上，他更无法与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比肩。但是，500年的大历史观则让他的声音更加有力。
日后的事实是，美国以消耗战、甚至虚构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方式终于拖垮了体制僵化的苏联，而硅谷的意外出现，替代底特律和芝加哥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极。
这一切都不在保罗·肯尼迪的预测之中。甚至，他仔细计算了美国的钢铁产能和贸易逆差，但是全书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硅谷”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肯尼迪准确地指出了病灶，却没有提供与未来有关的药方。
《大国的兴衰》这本书2006年在中国再版，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种种数据显示，超过日本也将指日可待。保罗·肯尼迪作品的引入，让中国读者产生了好奇的代入感，时政评论员许知远在为引进版做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
事实上，《大国的兴衰》的叙述正是从历史上中国的衰落开始的，全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便是“明代中国”，它成为了西方兴起的背景。1492年，明朝宣布闭关锁国，而哥伦布在这一年发现了新大陆，保罗·肯尼迪惋惜地写道：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不过，当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此书的时候，还是敏感地发现了这个东方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在最后一章“面对21世纪”中，以“平衡发展的中国”为题，专辟一节讨论了当代中国。
他写道：
中国既是大国中最穷的，同时可能也是战略地位最差的。但是，纵然中国遭受着某种长期困难，它的现领导看来正在推行一种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
肯尼迪因此预言，如果经济发展能持续下去，那么，这个国家将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变。
2006年的中国读者读到保罗·肯尼迪在20年前的这段文字，当然会感慨万千。《大国的兴衰》一度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图书，在公务员和财经媒体界更是几乎人手一本。
保罗·肯尼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2018年，在一次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他仍然坚持认为大国兴衰的主旨取决于经济：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甚至超越对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对于中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50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西方没能理解中国，也没有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测。时至今日，我们所能够做的，也不比前人好到哪里去。”
自1988年之后，一战成名的肯尼迪再没有写出过轰动性的大作品。暴得大名的他也陷入过莫名的焦虑，他的妻子回忆说，有好几年，他经常会深夜梦游，一个人爬到家具上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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