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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平的过程是发生在我的噩梦过程中的，我错过了这一过程。我不是真的睡着了，但是我在忙碌之中错过了它。
——托马斯·费里德曼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997年12月初，泰国政府宣布关闭56家金融机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第二天清晨，《纽约日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坐出租车经过曼谷的金融街，出租车司机每经过一家银行，就喃喃自语道：“垮了……垮了……垮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其中道理，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些泰国投资银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弗里德曼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如此写道。
弗里德曼是当今世界读者最多的商业记者，他每周两次固定发在《纽约时报》上的国际事务专栏，被700多家媒体转载。从1971年起，他就在中东从事采访工作，之后常年驻点印度，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全球化三部曲”：《凌志车与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和《世界又热又平又挤》（Hot, Flat, And Crowded）。
其中，《世界是平的》被《纽约时报》和《商业周刊》评为年度图书，并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第一名。这个书名成为了全球化论者和互联网人的一个标志性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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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圆的。”这个惊人的事实是1493年哥伦布在大航海时发现的。
五百多年后，弗里德曼在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采访，他走访的每个公司都与全球的其他企业或市场相关，每项技术或任何商业模式，都得到其他企业的支持和启迪。甚至，他在当地的呼叫中心听到了美国式口音，有很多印度青年给自己取了美国名字。
他对居住在纽约的太太说：“亲爱的，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平的。”
那么，世界是如何被碾平的？弗里德曼提出了十大动力。
他把第一大动力定格在当代全球政治史的那个地标性时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正是从那一天起，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的铁墙轰然倒塌，资本、人才、技术与产品开始加速流通。
第二大动力，便是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也就是阿尔文·托夫勒所定义的第三次浪潮时代的到来。
个人电脑、传真机、windows操作系统和调制解调器的广泛应用，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些都是启动全球信息变革的基本平台。
1991年，万维网粉墨登场，与因特网合二为一，用户以指数级的形式递增，5年之内，因特网用户从60万人上升至4亿人。
在市场和信息全球化的革命性前提下，弗里德曼把“工作流软件”视为第三大动力，它指的是商业公司通过新的标准和交互工具，得以实现劳动资源的重新分配，由此创造出一个具有多种合作形式的全球新平台。他认为，“这是世界变平的创世纪时刻，这意味着一切都开始成型”。
在个人知识分享层面，弗里德曼受到凯文·凯利的启发，把“上传”视为第四大动力。90年代之后出现的开放源社区、博客和维基百科等商业模式，把知识权力让渡给平民，彻底摧毁了知识传播的等级结构和“巴比伦塔”。
上述四大动力，可以说是勾勒了“世界变平”的政治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新格局，其他的六大动力是在这一基础上的重要应用，它们包括：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优化、内包、搜索服务和移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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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这个名词并不新鲜，而弗里德曼试图将之“版本化”。在他看来，全球化1.0发生在国家之间，2.0发生在跨国企业之间，而已经到来的3.0则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合作。随着颗粒度越来越小，公民在政治和商业行动上的主动性将越来越大，从而把世界推平。
他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金色拱门理论”：凡是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国内中产阶层实力足以支撑起麦当劳的服务网络，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的人们是不希望发生任何大规模战争的，他们宁愿选择排长队等候汉堡包。
与此类似的，还有“戴尔冲突防治理论”。他以台海危机为例，由于戴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有投资，因此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2006年出版《世界是平的》之后，弗里德曼迅速地进行了两次版本的升级——其迫切的程度宛如科技创新的迭代速度，在接下来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中，他大幅增加了对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我们正处于地球上三种最大力量的同时加速中——摩尔定律、气候变化和市场，而这将交互作用，正在重新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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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是一个乐观的全球化主义者，他的三部曲作品可以说是一组动听的全球化赞歌，不过自2008年之后，科技创新虽如他所预见的一样飞速发展，“十大动力”一一发动，可是全球化经济却出现了停滞的景象，柏林墙倒塌的二十多年后，出现了“墨西哥墙”。
他的“金色拱门理论”也被证伪。在2018年，土耳其有255家麦当劳餐厅，黎巴嫩有33家，约旦有28家，沙特有224家，但是这些“麦当劳国家”并没有因此化解仇恨和停止战争冲突。
他关于全球化模式的演绎，看上去也带有浓厚的美国优先主义色彩。比如，他在书中以美国与中国来举例说明产业协同与资源整合的场景：
假设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
假设美国经济体系中只有100个人，其中80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20个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技能较差。接着设想世界已经变得平坦，美国已经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此时的中国有1000个工人，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这些工人当中，只有80个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920个人都是非熟练劳动力。
在美国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前，美国的市场上只要80个掌握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协定签署之后，世界范围内掌握较高技术水平工人的人数增加到160人。因此，80个美国人会感觉他们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事实确实如此。
但随后，美国得到的好处却是一个大大扩展的、更加多样化的市场。原来100人的市场扩张到1100人，需求大量上升。所以对于中美双方的熟练劳动力而言，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弗里德曼没有纳入的一个变量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国工人数量可能会出现陡增，甚至超过美国全部工人人数，这个时候，中国就可能对市场的配置权提出新的要求，而美国就可能对“熟练技术”的输出制造障碍。
而这正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的新景象。
所以，历史尚未终结，被碾平了的世界又将重新崎岖不平起来。托马斯·弗里德曼还在继续写作。
事实将证明，我们始终是“中心”。我们有能力在大脑中创造模型来虚拟现实，凭借这种能力再加上一点前瞻性的思考，我们就足以迎来又一轮进化：技术进化。这项进化使得物种进化的加速发展过程一直延续，直到整个宇宙都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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