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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思想食堂2017年第五堂课在北京开展，吴晓波做了主题演讲，以下根据现场授课内容整理。
《人民的名义》里的企业家形象太单薄 对商业的认知还不如八十年前
《人民的名义》里的所有官员，无论是正面的陈岩石、达康书记，还是反面的那些贪官，形象都很饱满，有血有肉、正邪难辨。但你再看剧里面的企业家或是企业经营者们，要么跟官员躺到床上，要么不走正路，要么傻乎乎的，形象非常单薄。而工人跟资本家的矛盾则要靠省委书记来解决，不然连进工厂都只能走窗户。
1930年代，就已经有人描写过中国当时崛起的企业家阶层，他叫茅盾，在他笔下，你能看到当时上海滩的银行家们的勇敢与狡诈，看到他们人性中的纠结。
如今80年过去了，中国虚拟文学领域中对企业家、对企业经营者、对商业的认知，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大踏步地后退，这是一件特别不公平和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即是说，到了今天，中国的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之间的隔膜仍然非常巨大。
民国的企业家们下海经商 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亡
卢作孚早年是狂热的革命者，他说他只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炸弹，炸醒全国人民。后来开始反思，决定要做一个微生物，通过微生物的方式来改变整个社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向企业家转型的典型心路历程。抗战时期，他在宜昌指挥船队，顶着轰炸抢运了40多天，把大量的重要工业物资撤到了四川，这事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所以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里说，民国这一批企业家都是民族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亡。这个主题被一直流传下来。救亡需要什么？要有钱。翻译成稍微文明一点的话，叫做富强。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第一个词叫什么？就是富强。
“暴发户”和“个体户” 都包含着对人身份的一种蔑视
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最早一批有钱人被称为什么？暴发户，还有个说法，叫个体户。个体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应该是集体里的人，是社会主义接班人，而有一些坏分子就从集体中游离出去，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了，赚钱去了，那么他们就是个体。所以暴发户、个体户，其实都包含着对身份的一种蔑视。
所以到1978年的时候，我们是走了一个轮回，又回到100年前，又要重新去寻求富强。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企业家基本是盲流 但我们的企业家传统源于他们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经营企业的人，他是为什么会下海经商呢？因为他没饭吃。军队、高校、工厂都不要他，地也不会种——会种地就不用下海了，因为有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去采访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九，他说他只会写五个字：“年广久同意”，“意”太难写了，就写“一”代替。这就是1978年以后第一批经营企业的人，几乎都是事业单位不收又不会种地的盲流。但你不要看不起年广久，我们如今的企业家传统其实都源自于他们这一代的开创，我们的身上都有极大的草根性传承。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和民间社会之间 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08年汶川大地震，大家都捐款，王石同学就说万科捐多一点是合适的，但每个普通员工捐十块钱就够了，不能让捐款成为负担，然后他就被口水淹没了。那时有句话讲得好，你企业做得再大，迈不过汶川的一个坟堆。
捐款门事件非常重要，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件事将企业家阶层和民间社会的撕裂呈现了出来，说明了在中国社会中，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对某些共识问题是没有达成共识的。
怪谁？双方都有责任。王石你是以个人身份发言还是以万科董事长的身份发言？这是企业家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另一方面，社会对企业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也缺乏合理认知。理性地看，王石没讲错，任何一个企业的慈善行为都应该是有边界的。何况，08年以后，去汶川最多的企业家就是王石同学，他大概去了20多次，万科在那儿建了房子，然而很多人则忘了这事，只记得他说捐十块。
各个阶层保持理性和建设性 这个国家未来发展必定有好的结局
第一，理性和建设性是企业家阶层进行自我道德约束的底线，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各位朋友，我们都不能反社会。第二，我们一定不能寄希望于一个英明领袖的出现，那是非理性的；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一场暴力革命的出现，因为那会将我们的未来剥夺。
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和进步，一定是各个社会阶层达成和解，通过理性、建设性逐渐发展而达成的。而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一场经济改革运动，它的时间跨度有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但是只要我们在座的各位保持理性和建设性，我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始终来自于对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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