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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当国

商人从来是政治的“黑天鹅”,它飞起来的时候,往往没有人猜得到结果。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当过“大大”,做过首相的,倒是有七八位。
 
最早的、也是最出名的是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他年轻的时候,在现今河北省的蠡县一带贩卖皮毛,一直到今天,那里仍是北方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在当上齐国首相后,他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是为“四民分业”,这使得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
 
 
管仲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用的办法不是打仗,而是对内实行“盐铁专营”,对外鼓励自由贸易,“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从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了娱乐天下,他还在首都开设国营妓院,所以后来,管先生被奉为色情业师祖,塑像遍布全国青楼。
 
第二个比较出名的商人首相是吕不韦。他自幼随父亲在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不过他志不在此。
 
《战国策·秦策五》中记载了他与父亲的一段有趣对话,吕不韦问,“耕田的利润最高能有几倍?”父答,“十倍。”又问,“做珠宝买卖的生意可得利几倍?”答,“百倍。”再问,“那么如果立一个国君,可得利几倍?”父答,“无数倍。”吕不韦慨然说,“每天拼命种地、做买卖,只不过多一口饭吃,我要建国立君,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吕先生的办法很奇妙,稗史传说,就是先弄大一个姑娘的肚子,然后将她送给一个当人质的王储,后来这个结拜小兄弟真的当上了秦王,吕先生顺势攀附云端,权倾天下。更要紧的是,小兄弟生了一个很争气的儿子嬴政,就是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秦始皇。
 
 
吕不韦的结局很不好,是被嬴政小同学逼死的。他当政的时候编过一本《吕氏春秋》,里面就有不少经商妙道,比如“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精简地说,就是“物以稀为贵。”
 
商人的命运到汉武帝的时候就不太妙了,这位大帝搞计划经济,还“独尊儒术”,崇尚自由贸易的商人自然在打击之列。到了大唐,李世民大大更是在商人的头上狠狠踩了一脚,他对房玄龄说,“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翻译一下,就是:“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 
 
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
 
 
唐宋元明清,五朝绵延,只有在异族统治的元,出过几位商人首相。由于蒙古贵族不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一些善于经营的商人便被吸收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忽必烈大帝曾任命多位商人出身的人出任宰相一职,如回族人阿合马、镇海,汉人卢世荣,吐蕃(藏族)人桑哥,这是自管仲、吕不韦之后,绝无仅有的景象。  
 
这些人都颇有敛财之术,对帝国初期的经济重建和财政整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一个有意思的史实是,阿合马等人都无一例外地死于非命,或被政敌刺杀,或被皇帝抄家砍头,并在《元史》中被集体列入《奸臣传》。
 
到了民国,最出名的商人阁揆是孔祥熙,他当过行政院代院长、财政部长。此兄出身山西太谷县票商家庭,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他有天生的经商才干,以他的名字注册的祥记公司长期包销美孚石油在华北的总代理,一战期间,他把老家山西所产铁砂出口美国,大获其利。
 
孔祥熙当国,在1935年干了两票很大的事。他先是利用经济危机,把当时上海最大的五家民营银行收归国有,然后,进行了币值改革,在中国确立了金本位制。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血脉就是断送在这位票商后代的手上的。
 
 
抗战时期,孔先生大发国难财,天人共愤,西南联大学生上街游行,在“讨孔宣言”中写道,“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这段话,我就不翻译了。
 
总之,商人当国,必有超人之才,行自由经济,懂得进退量化,搞管制经济,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往往私心熏天,公私不分,最后弄得下场都不甚妙。
 
此回,优秀企业家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国内的朋友有摇头叹息的,也有欢庆欣喜的,后者的逻辑是,商人都是利益动物,金钱大于主义,川普一定比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的希拉里要好对付。
 
我倒不这么看。商人川普的腰板也许比希拉里软,可是,他耍起无赖的本领也一定比希女士要大。好不好对付,还真难说。
 
 
商人从来是政治的“黑天鹅”,它飞起来的时候,往往没有人猜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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