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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的故乡

在我们这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来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课题。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是国有经济的故乡。千百年来,治国者从来没有放弃在这一主题上的持续变革。一个不太为人注意到的事实是,历代的国有经济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各找关键,新意迭出。

最早的试验发生在2700年前的春秋齐国。管仲提出盐铁专营,从而使国家成为营利性组织,在税赋收入之外,另有专营收入。不过管仲的办法并非设立国营盐场和铁厂,而是管制山海,把晒盐和冶铁的生产环节开放于民间,然后“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即通过资源垄断的方式,收取30%的所得税。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增强国力进行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实体经济领域,武帝将冶铁、铸钱、酿酒三业国营垄断化,是为“三榷”,然后在各地设立国营铁厂,派出铁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金曹,在流通领域,推行“均输”和“平准”,控制重要物资的定价与买卖,我们所熟悉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那时第一次系统化地出现了。

| 古代国营冶铁厂 |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实行了相对自由化的工商政策,从而造就一代盛世。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拮据,刘晏再度进行国有化的产业改革,他抓住物价这个“牛鼻子”,在盐业领域推行“民产-官收-商销”的新模式,即把生产和流通两大环节均开放于民间,以促进效率,政府只在收购环节获利,为了平抑市场价格,他又建立“常平盐”制度,仅此一项,他让支离破碎的中唐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

宋代一改唐朝“兵在藩镇”的政策,中央财政支出陡增,对很多资源性商品实行国有专营,如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同时还发明了“买扑”、“钞引”两大特许政策,所谓“买扑”,就是将一地的专营业务公开招标,价高者得,”钞引”则是发行一种特许权证,民间商人可凭此去国营盐池领盐并在市场上销售,这一权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钞票”一词由来而来。

明清两代,在洋务运动之前,几乎没有大型国营企业,其实行的产业政策脱胎于宋,是为窝本制度,即政府把一些资源性产业的经营权,如盐业产销和外贸经营,以特许专卖的方式授予某些家族,后世所熟悉的晋商、徽商便得益于盐业专卖,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则得益于外贸专营,由此出现两个景象:其一,凡是获得窝本者,一世可成国家首富,其二,政府与商人的契约关系不清,剥夺事件层出不穷,商人毫无安全感。

| 广州十三行商人私家庭院 |

简单梳理一下历代的国有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

——中国从来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政府在资源性产业的改革从未停滞,出于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一个顽固的传统,及至于今日,它的存在理由仍然没有消失;

—— 产业改革在生产、流通和定价权等环节上不断尝试,政府一直试图与民间达成利益均配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权利契约模式的不完备,政府对民间的剥夺从未消失,而其特许专营制度更是成为了权贵资本滋生的温床;

——1978年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是没有跳脱出千百年来的治理逻辑,无论是早期的承包经营,还是后来的“国退民进”,以及今日的“混业经营”,其出发点、思考路径以及种种试验,几乎全数可以在历代变革试验中找出模式雏形;

——2009年之后的某些时刻,国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些极端的政策建议,包括把国有企业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于全民、国有企业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取消发改委等机构,而今看来,这几乎是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 国企改革始终是一个难题 |

就在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据悉,中央政府将在近日公布新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其成效如何,在现在要做出判断,显然言之过早,不过,在我看来,有三个前置性议题确乎值得大家来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应理清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这三个概念,万万不可统而言之。

国有经济是一种产业经济型态,国有企业是一种存在方式,而国有资本则是一种产权概念,所谓的改革,在这三个概念内的试验模式各有特征;

其次,推动国有经济的壮大及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与实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而是应该达成的目标;

其三,改革的“时间表”与政策宣示,应彻底公开,并接受法治化的监督。

千百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来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课题,而其最终成功,也从来不取决于前者,而更受到后者的制约。

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也许就是一直与之纠缠,喜焉于此,悲焉于此,兴焉于此,衰焉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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