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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台北

明明/海阔天空/蔚蓝的海洋/你心里面/却有一个不透明的地方。

——方文山,《琴伤》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什么Pro.,就是个P呀”。

2014年的最后一天,在台北,去看陈升的跨年音乐会,小小的好奇是,那个苦恋过他十多年、身为陆军上将孙女的前绯闻女友会不会前来助兴。在手机音乐库里还存着他们十二年前合唱的《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写歌词的是男生,女生当作誓言来唱,最后落跑的是男生。

十二年前他们在北京边唱边哭的时候,台北正在进行激烈的市长直选,国民党人马英九大获全胜,获87.3万票,得票率为空前的64.1%,从此奠定了这位俊美中年男子的政治江湖地位。

今晚听陈升的时候,当年的小马哥已贵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好多年,然而他的民调最新支持率只有9%,贴着地板在飞。也就在这几天,马英九正被两件棘手的事情所困扰。

第一件是吕秀莲绝食了,诉求是陈水扁必须在新年前保外就医。吕女七十周岁了,在南部和民进党内德高望重,真的出了人命,那就是另外一场灾难。在31日清晨,高检匆匆同意陈水扁保外,小马哥之前强调的“程序正义”被一阵寒风轻巧地吹走。

另一个不省油的竟也是女人——想当年,小马哥是多讨女选民的欢心,政治评论员周玉蔻爆料马英九团队收受顶新魏家的2亿元政治献金,对他从来没有被质疑过的“清誉”公开挑衅。

在出租车里,司机谈及周小姐的爆料,却有自己的角度,过去十年间,台北的房价涨了至少三倍,但他的收入却活活跌掉了一半,“他不贪又怎样?”司机的声音忿忿的,“如果他让我的收入十年涨三倍,而台北的房价只涨一倍,他贪个十亿我也认啦。”

“你们台湾人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吗?”后座的大陆客呵呵的笑,“我们的秦城监狱里有一个排的人可以做到这样,给了你们要吗?”

2014年台北又选新市长,新世代的年轻选民们不要蓝绿政党任何一方、不要“政治世家”、甚至不要“政治常识”,愣是选出了一个萌头萌脑的外科医生柯文哲,他们对他似乎也不是太感冒,给了个外号叫“柯P”。

“是Pro.柯的意思吗?”大陆客问。这回轮到台北人呵呵地笑了,“什么Pro.,就是个P呀”。

安德烈的妈妈辞职了

十六岁的安德烈要出国,妈妈去机场送行,用目光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妈妈哀怨地在《目送》中写道,以这篇文章为书名的散文集出版于2009年,过去五年仅在大陆就印行了270万册。

三十年前,安德烈的妈妈可是台北文坛的头号女勇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让整个市民社会燃烧了起来,一本《野火集》轰隆隆地印了100版次,“历史硬生生地将一把‘文化屠龙刀’塞进龙应台的手里”。后来,龙应台成了安德烈的妈妈。12月1日,安德烈的妈妈辞任台湾“文化部”部长,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挽留的掌声,没有,一次都没有。

“有没有文化部,对于台北其实一点不重要,台北有没有文化,有怎样的文化,你去诚品一看就知道了。”满头灰白头发的何飞鹏说,何先生是城邦出版的老板。每次他都开着一辆白色的卡宴来看我。

信义区的诚品店,到了深夜十点还人头攒动。两个90后女生坐在三楼的中庭木凳上,旁若无人地亲嘴。

1989年,诚品书店在仁爱路圆环创办时,报禁才解除刚刚一整年,全岛最流行的诗人是余光中,“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999年敦义店开张,台北有了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很多出租车司机,到了后半夜没有生意了,就进来读书到天明。那一年,有人提出大陆、香港、台湾经济“一体化”。

在今天的信义店,方文山的歌词集出现在诗歌专区里,李敖的书不太好找,殷海光或胡适文集在哪里得用电脑查。与前几年相比,大陆文学家的作品少了很多,除了谍战小说家麦家的作品堆成一个专区,其他作家星散稀见,在时政和经济专区,几乎没有严肃的关于大陆当前局势的新书。

“台湾年轻人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对屏东县议员贿选事件的关心,远大于对岸抓了几只大老虎。”

“千万别想太多了”

2010年,马云来台北,在餐会上遇见一批年纪很大的企业家,头发都很白了,每个人都大谈创新,怎么创新,边上有人告诉他,台湾有希望。马云回去后,对大陆的企业家说,那么大年纪的人还在谈创新,台湾没希望了。

台北工商界不高兴了好些年。

几天前的12月15日,新晋亚洲首富的马云再来台北参加论坛,白头发的老人上前对他说,你是对的。

每次开两岸经济论坛,总有一些数据让台北学者很无感,比如:1990年,高雄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350万标准箱 ,居世界第四位,那时,上海港的数据为45.6万标箱。到2014年,上海港跃居世界第一港,集装箱吞吐量为3500万标箱,高雄港1000万标箱,跌为世界第14位。

2014年3月18日,数百名台湾大学生无预警地突然冲破保安人员的防线,强行占领“立法院”,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服贸》全文共24条及2项附件,台湾承诺对大陆开放64项,大陆承诺对台开放80项,记者问大学生,具体反对哪几条,大多答不出来。在“太阳花”学生运动中,反对的意义大于反对的内容,或者“占领行政院”作为形式本身,就是诉求的全部。

最近,台北的圈子里还流传着一则笑话。

有一天,大陆方面给“总统府”捎话,金门那边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褪色得太厉害,得找人重新刷一刷了。马先生很高兴,决定嘉许捎话的人。对方却说,千万别想太多了,主要是厦门那边的游客看不清楚,影响了生意,旅游公司有意见了。

如今,从大陆每天到台湾旅游的游客人数最高限额为7000人,这是2013年3月“大幅提高”后的结果,之前为每天5000人。

问台北的官员:“北京故宫一年的接待量是1000万人次,杭州每年的游客有9000万,台湾多开放一些陆客会出什么问题?”

“会出问题的。”回答的人是“行政院”的国策顾问,“我们可以把日月潭的停车场扩大十倍,将花莲的民宿数量增加二十倍,可是,当这些设施都大规模增加后哪一天,两岸关系一紧张,对方禁止全部游客,台湾经济就真的垮掉了呀。”

《管子·轻重戍》中有过这样的故事:大国齐国以铜向邻近小国莒国和莱国高价交换紫草,莒、莱两国广种紫草,而荒废粮食生产,次年,齐国突然停止进口,两国经济迅速崩溃。台湾人古文学得好,这点教训一直记得,“吴先生你千万别说我们想得太多了”。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1982年,罗大佑写《鹿港小镇》: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岁月掩不住爹娘纯朴的笑/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迎空/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

生长于南部、写了很多台语歌的陈升,一直在“保卫”自己的“鹿港小镇”,他因此反服贸,他对记者说:“陆客真的不要再来了,我们真的要牺牲我们的生活品质吗?有人说不签服贸会被边缘化。我想问的是,难道我们还不够边缘化吗?”

被边缘化是一个事实,继而会发酵为集体情绪,最后固化为一种“自我边缘化”的意识形态。

在汐止的食养山房,侍者端上一碟碟宛如艺术品的食物,一朵莲花在热腾腾的鸡汤中缓缓盛开。

站在户外的木阳台上,何飞鹏幽幽地说,“台湾有西太平洋最好的海岸线、最好的温泉、最好的美食、最优良的医保制度和最友善的人民,但是,台湾似乎已经没有了经济创新的动力,年轻人有新想法,他们要实现它,就得去大陆,去东京,去伦敦,去硅谷。”

陈升的观点跟他完全不同,“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赚这么多的钱。台湾过去最有钱的时代,可能是不正常的时代,现在也许是正常的。”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地上几乎没有一根烟头

演唱会从晚上8点半开始,一直唱进新年来临,吹了十几段口琴、唱了五十多首情歌,陆军上将的孙女终于没有出现,传奇一般只在歌词里缠绵复活,从来没有勇气走进现实。

唱场外,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101大楼开始表演烟火秀,一百多万人翘首欢呼,跨年时刻,两万三千发烟火如梦如幻,时间总长218秒,“台北市的预算只有这些”。

此时,在彼岸的上海,刚刚封顶的、比101大楼还高124米的上海中心大厦也将发表首次跨年灯光秀,而在外滩,因人潮汹涌发生了悲惨的踩踏事件,死亡36人,最大的36岁,最小的12岁,都是大好的年纪。

上海踩踏事件在微信和微博里炸开了锅,而在台北青年人的手机里波澜不惊,他们用的是line和WhatsApp凌晨两、三点钟,月色朦胧,寒意渐浓,信义区各摩天大楼之间的年轻族群开始三三两两、有序地疏散,地上几乎没有一根烟头和一只空饮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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