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巴莎男士》上的一篇专栏。

历史是荆轲手上捧着的那卷江山

――漫说《浩荡两千年》的由来

    1938年1月，东亚地区朔风正烈。瘦瘦高高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费正清带着未娶的新娘子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日本军队就攻陷了上海，他仓皇逃到北京，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他在日记中记载道，“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就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十年后，他写出成名之作《中国与美国》。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公文袋中惟一装着一本书就是它。又过了二十年，1991年9月，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寓所中去世，此前的两天，他刚刚校刊完成一部关于中国的论著。

    2004年7月，我来到费正清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参加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在哈德逊河畔，时任学社社长、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问我，“你能告诉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吗？”

    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动机。之后又有了溯源而上的《跌荡一百年》，然后便是眼前的这部《浩荡两千年》。在日渐干涸的历史河床上，我象一个孤独的行者，越走越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挖开一些坚硬的泥土，去寻找或许存在的碎片。2011年的盛夏，当我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突然手足无措。在我左侧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列着一排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它面无表情地地看着步入中年的我，好象一位从未离去的沉默老友。

    从激荡、跌荡到浩荡，我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商业历史的整体叙述。费正清曾告诫他的学生们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我记住了他的句话，因此在我的著作中，有血肉、有悲喜的商业人物成了叙述的主角，在传统的中国史书上，他们从来是被忽视和妖魔化的一群。

    即便走得再远，我其实也从来没有放弃当代的立场，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全部地来自于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即在于此。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你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吗？”在一次演讲中，一位青葱的大学生问我。   

我其实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我只好说，“也许，历史是荆轲手上捧着的那卷江山，展开来，展开来，才露出了闪着寒光的真相。”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