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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约束人,而不寄希望于人用道德去抵抗诱惑。 

文 / 巴九灵

如果你是一个应用市场的运营,拥有给应用评级的权力,评级高相应就有更多流量,有很多合作商排着队希望你“高抬贵手”。

你抬抬手就能违规给某个应用带来更大曝光,就算被人发现评级不合理,也能以“主观判断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由,大概率不了了之,而乙方的“感谢费”会马上送到。

这是一名互联网资深观察者透露给小巴的信息,在整治贪腐提上日程之前,这种情况很常见,现在也无法完全杜绝。

不难看出,互联网腐败程度远比想象中更普遍,更容易,利益不只诱惑运筹帷幄的高层,还有掌握某一环权力的基层员工。

最近互联网反腐再次站在聚光灯下,是因为腾讯和美团的“自曝家丑”。

1月16日,腾讯发布了腾讯集团反舞弊通报:

2022年全年,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并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70余起,100余人因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辞退,1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这则推文中通报了18起案件,以及23家2022年新增永不合作企业。

美团1月13日发布了2022年反腐通报:

2022年共查处刑事案件41起,移送司法机关107人,清退且永不合作的合作商41家。员工涉及刑事案件有31起。

收受合作商贿赂、骗取商家利润款、协助外部黑产人员上线虚假门店等行为都在其中。

无独有偶,在年末互联网大厂反思潮涌来之时,百度李彦宏在一场面向员工的直播时承认:“腾讯的那些问题,百度也都有。”

互联网反腐,听起来并不新鲜,被称为互联网反腐大年的2019年,滴滴、百度、小米、360等公司均公布了内部的腐败事件,掀起了互联网腐败整顿潮。

而相应的对策也早都出现了。

阿里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廉政部”;美团在2015年成立了集团监察部“重案六组”;京东在2017年设立一个每年1000万元的举报贪腐的奖励金。百度、滴滴出行、字节跳动等大厂,也先后设立了“反腐部门”。

当互联网企业权力的标的物变成流量,传统的物料采购变成了投放和推广,用户信息成了可倒卖的资源,这些看似微小的环节中就能演变出权力寻租,因此滋生腐败也不难理解。

根据南都商业数据新闻部发布的《2021互联网反腐反舞弊调查报告》,2015年到2022年,涉案企业呈现增加的趋势。

2021年,互联网腐败舞弊案超过240起,同比增长153%。最常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职务侵占、偷逃税、刷单套利、骗取平台补贴等,其中受贿占比超6成;“爆雷”最频繁的岗位是:商务拓展、采购、销售、运营。

互联网企业走过了高速增长期,迎来更成熟的平稳发展阶段,也有了新的烦恼,比如,如何在造富神话消失后,建立正向激励的收入机制。

2007年,根据北京晨报的估算,阿里上市,持股员工按照50%即11000人计算,平均每人套现422万美元,阿里批量制造上万名千万富翁的故事很难重演。

不仅如此,如今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还要面对“老之将至”的焦虑。

来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律师李成(化名)认为,腐败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大厂员工对未来的焦虑:“大家也是挣个青春饭,35、40以后大概就另寻出路,出路不多,比如是高风险的创业,还有人开玩笑揶揄自己,失业后躺平或者开滴滴。”

或许不少员工的想法是:既然这一天早晚要来,不如在能捞的时候多捞几笔。

贪腐是不至于让互联网企业立即毙命的毒瘤,但长期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大厂腐败为何屡禁不止,怎么样的反腐风暴真正有效?我们邀请了人力资源专家、科技媒体人、律师等大头来分析,下面就来看看。


企业高速发展期可以容忍腐败,但现在各个互联网公司进入调整期,大家都开始抓内务,反腐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互联网贪污点很多。首先是比较传统的广告腐败,存在于公关、市场部门。有的人自己成立公司接自己部门的单,把公司的预算投向自己,把钱洗出来。

◎第二是流量造假。互联网公司的核心就是流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用人为的方法推某个产品到广告位,假装是自然流量,然后和乙方私相授受。

还有一种流量造假是隐性评级,比如游戏产品、影视剧,在各个平台上会被评级,s级、a级、b级……不同级别的作品会被分配相应的流量。但是,评级取决于平台的评级人员的结论,如果利益相关的企业买通评级人员把b级提到a级,就能白捡几倍资源。

另一个流量造假的方面是买量。比如工作人员要买100万的量,如果全部买真量,他就无利可图,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其中有假量。

如果一个人在装修行业,想通过贪污装修款牟利,会有点压力。但互联网企业的贪腐更隐蔽,而且来钱太容易,工作人员应乙方要求进行导流,他就会马上发财,一年一套房,腐败带来的回报立竿见影。

淘宝其实是出现贪腐情况比较早的平台,因为电商平台的流量变现更直接。以前淘小二权限很大,商家报名参加淘宝的活动,淘小二能决定曝光位出现哪些商家。哪怕商家在活动的曝光位停留的时间比原定多10分钟,就能多赚很多钱。


来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在其他互联网企业中,这种灰色交易对于乙方来说更省钱。比如我要做一个节目,通过视频平台买推荐位可能需要5万元,但我买通负责推荐位的某平台工作人员,或许1万就够了。

贪腐为互联网企业造成的具体损失很难估算,但让不够匹配的作品鸠占鹊巢,一定会造成浪费,会影响互联网公司的长期利益。现在不是互联网企业求发展的阶段,而是调整阶段,向内整顿能减少浪费。

况且互联网公司的核心收益只在几个传统产品,其他都是尝试性的业务。比如腾讯,以微信、王者荣耀作为核心收入的来源,很多项目可有可无,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公司40%的部门在尝试新业务,全部砍掉也不会拉下利润。以整顿腐败为契机,既震慑了员工,又能砍掉冗余项目,一举两得。 

腐败问题存在于很多公司,互联网公司名气大,更容易被关注到。

互联网公司腐败频发,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互联网行业涉及的采购金额很大,最典型的如采购流量,流量很贵,其中就有很大寻租空间。

2. 组织快速膨胀,不得不授权,但许多互联网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没有解决对权力的监控问题。马化腾所讲的“触目惊心”背后,实际上是因为权力过大。

设计监控体系,这就涉及公司的管控架构和业务流程的变化等,互联网公司的特点是崇尚自由,灵活多变,年轻人又多。加上在组织快速膨胀期,一边打仗一边做监控,本身也会有难度,就出现了漏洞。

相比之下,科技企业会在流程规则设计方面下更大力气。这方面可以对标华为,内部腐败少很多,对权力有多层监控,虽然会带来效率的摩擦,同时也会带来系统性的好处。

比如,当年我在华为管招聘,每年支付给招聘网站的费用多达几千万,一签字就付出了,但我只是履行责任,权力是被监控的。

首先,公司采购认证部会筛选哪些是被认可的服务商,想要利益输送这一关就过不了;其次,需求部门会反馈“网站到底能不能招到人”,招不到人就会投诉人力部门支持不到位,问题就会曝光;最后,还要经过财务部门的制约,不合规就无法支付款项。

而互联网公司往往没有形成这样完善的监控体系,虽然都有审计,但审计是事后查处,没有前端监控,就无法有效制约。

华为除了流程方面的完善,喜欢派股票多的老员工去采购这类经济岗位,他们手上有数百上千万的股票资产,供应商如果送小钱打不动,送大钱那么他的权力不够,最终就提高了腐败的成本。此外,华为还实行轮岗,也降低了腐败的概率。

还是需要用制度约束人,寄希望于人用道德去抵制巨大的诱惑,是不现实的。

最后,互联网公司腐败频发,与整个市场经济所处的阶段也有关系。尤其是在To B(企业客户)、To G(政府客户)销售中,如果整个商业环境存在潜规则,那么有的人就不得不去适应潜规则。

这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采买关系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过剩经济下,尤其是大宗采购本身就会有难度,供应过多,竞争激烈,就会出现寻租空间。

因此,整个商业环境需要更高质量的提升。目前不少行业也出台了行业公约、与供应商签《廉洁承诺书》等,好的变化正在发生,但演进需要时间,还需要多方努力。
 互联网反腐案例中,绝大多数都伴随着代理商、供应商等第三方合作伙伴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接受代理商或供应商的贿赂、向第三方代理人索取钱财、收受回扣、为利益相关人输送利益等。

腐败属于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很难完全杜绝,只能想办法防止和遏制腐败。正如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样,让每一个环节公开透明也是互联网企业防止腐败的根本,同时对每一个可能涉及利益输送的环节严格监督,也是防止腐败发生的有效手段。

至于防止腐败的制度设计,从法律层面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坚持惩防并举、重在预防的原则,建立反舞弊制度并明确反舞弊工作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成立监督部门并明确监督部门的机构设置、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等相关事项,切实保障企业反腐败反舞弊合规管理制度的落地与执行。

2. 正本清源,建立完善准入机制。

准入机制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关键岗位的任职准入,从任职之初就避免有腐败倾向的员工进入腐败高发的部门。

另一方面是对第三方商业合作伙伴的准入,通过签署《廉洁交易协议》的方式加强廉政监督,并定期对第三方合作伙伴做尽职调查,对商业信誉好的商业合作伙伴优先合作,对出现过腐败、舞弊行为的商业合作伙伴从名录中移除。

3. 坚持早预防、早发现、早解决的原则,建立风险识别机制,对可能发生腐败的各业务单元、各项重要经营活动及业务流程,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这三方面,早发现早预防早解决,有效防范和打击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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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488篇文章 5分钟前更新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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