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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年多里,“企业家”的百度指数略有下降,而“资本家”的百度指数则暴涨了2.9倍。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1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一下问卷调查吧。
此时此刻,在我开始写这篇专栏的时候,并不知道选择的比例,不过,我可以肯定,大家会一次比一次犹豫。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题面,而是在问题的设定前提里,那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到底用什么指标和角色模型来进行定义和区分?
 
2
 
企业家这个词,并非“古已有之”,它第一次被收入《辞海》,是在1989年,也就是说,它是本轮改革开放下的蛋。
 
我在创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专门抽丝剥茧地去追溯这个词汇产生的轨迹,发现它的酝酿、提出、争议及得到确认,大约经过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被称为厂长和经理,带有鲜明的生产和管理的语义特征。而资本家一词,则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顾名思义,它更强调企业活动中的资本的成分。在计划经济时期,举国没有一家私人企业,资本元素被摘除,这个词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它的语义则与剩余价值和剥削相关联,带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复活,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改革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1984年,年轻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给《读书》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文章,编辑跟他商榷,能不能把“企业家”改成“实业家”,因为“这个词是有负面意思的”。
 
1987年1月,美国一本杂志评选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经营者(entrepreneur),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中信)的荣毅仁入选。杂志评价说:“70岁的荣毅仁是复活的资本家,正领导着由邓小平制定的海外投资工作。”
 
在英语中,entrepreneur指的是企业所有人,中信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国营工厂,荣毅仁不是厂长也不是经理,所以,当他被描述为“资本家”的时候,在当时中国的媒体语境中,是一件挺尴尬的事情。
“企业家”,它不像“资本家”那样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却比厂长、经理的涵盖范围更广,更重要的是,它的语义中并不排斥资本的存在价值,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本意——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资本必须复活,但是“资本家”实在太敏感了,“企业家”是一个折衷的发明。
 
不过,当时的媒体还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提出,“家”是一个尊称,有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军事家,搞企业的人,不就是赚点臭钱嘛,能算“家”吗?
 
从我查阅到的资料看,第一个在官方场合使用“企业家”一词的是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1987年4月,他去四川考察刘永行四兄弟创办的希望饲料公司,临别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1987年7月,在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提议下,发起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到第二年4月,全国有二十人当选,其中不乏一些市场型的企业经营者。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企业家协会。
 
3
 
回顾这一段微妙而不无曲折的名词诞生史,你会发现,“企业家”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称呼,而是承载了时代的语义衍变,以及在这一衍变背后的认知更新。
 
之所以今天“突然”要写这么一篇专栏,是因为我发现,就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许久不见的“资本家”一词居然高频出现于舆论场。
 
我们来看一组对比。
 
我分别调出了“企业家”与“资本家”在2016年和2021年的百度指数:
 
“企业家”,2016年的均值为604,2021年1月到8月的均值为535;
“资本家”,2016年的均值为338,2021年1月到8月的均值为977。
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四年多里,“企业家”的百度指数略有下降,而“资本家”的百度指数则暴涨了2.9倍。
 
同比的话,在2016年,“企业家”的百度指数是“资本家”的1.8倍,而到了2021年,“资本家”的百度指数是“企业家”的1.8倍。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惊,在过去的四年多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衍变?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戏剧性反超?
 
4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语言是我们为自己建造的关于事实的图像。语言由命题组成,命题由词语组成,而词语则呈现出表述者对某一现象的内在性质的认定。
那么,当越来越多人在称呼马云或刘强东们,不再用“企业家”,而用“资本家”的时候,发生了怎样的内在性质的改变?
 
我只提供几个思考的方向——
 
其一,这些表述者认为,被称为“资本家”的人的财富积累是剩余价值的产生结果,他们及他们的企业主体并没有为社会创造相应的价值,所以,这一利益集团游离在劳动者阶层之外,成为了一个剥削性的阶级;
 
其二,资本具备溢出的霸权能力,它们不仅在本行业内对其他中小业主产生了剥削和压榨,甚至渗透到商业之外的领域,构成了新的话语和利益压迫,它们是社会板结化的罪魁祸首;
 
其三,某些表述者也许并没有进行过理性的思考,他们只是人云亦云,觉得“好玩”。再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在当下这个经济低迷和通货膨胀的时期,成为了一个失落者,于是,财富还在急剧增加的“资本家”们就成了调侃和宣泄的对象。
 
于是,你发现了一个十分吊诡的事实:
 
没有人在理论和名词定义上去进行过“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区分,但是,微妙的名词切换,却构成了一个显在的社会集体情绪。
 
它的弥漫是2021年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转折性拐点。
 
5
 
也是在1987年,正当“企业家”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彼得·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他在书中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
 
同时,德鲁克认为,美国正在进入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他用四个特征来描述这种时代:
 
1. 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中型公司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
 
2. 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
 
3. 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应用于广泛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
 
4. 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
 
在德鲁克提出“企业家经济”的1980年代末,美国经济正走出零增长的衰退困境,而在这次复兴中,新企业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为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国青年。
 
德鲁克的这种描述是那么生动,以至于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们都会将之类比于改革开放、特别是2010年代之后的中国。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定地认为,中国将继续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无畏而充满智慧地前行,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百年一遇的伟大复兴。而在这个进程中,“企业家”还是“资本家”,也许真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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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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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7年起出任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主持人。主要出版著作有:《大败局》《大败局2》《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和《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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