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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安德烈·纪德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2013年,全国在册私营企业数量突破1 000万家,约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0%。到2017年,这一数字约为2000万家。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份《2015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每天新增私营企业约一万家。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1956年曾经被制度性地清除。从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本轮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1978-1983:农村能人草创时期
 
历时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崛起运动——改革开放,启兆于对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告别,它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了争议,因而并无“蓝图”可言。不过,其发起的路径则是清晰的: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
 
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的特征。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企业家的诞生分为三类族群,一是政经合一的村级带头人,二是社队作坊或小工厂的厂长,三是县村个体劳动者。
 
社队企业的历史非常悠长,几乎与人民公社同步。它在资产归属权上具备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时还带有“强人经济”和家族世袭的特征。
 
社队企业的代表人物:
禹作敏——天津,静海大邱庄;
吴仁宝——江苏,江阴华西村;
王宏斌——河南,临颍南街村;
徐文荣——浙江,东阳横店村。
 
 
上述“一庄三村”,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农村工业经济改革典范,此四人均为村级组织的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兼具地方行政治理和经营赢利的双重职责。
 
除了这一特殊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并不具有行政身份,是村级或县级工厂的负责人:
 
鲁冠球——浙江,萧山万向节总厂;
沈文荣——江苏,张家港锦丰轧花剥绒厂;
步鑫生——浙江,海盐衬衫总厂;
何享健——广东,顺德北街办塑料生产组。
 
 
尽管这些人所创办的企业被统称为“乡镇企业”,不过在创建模式上还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后者更符合经典意义上的企业组织。进入90年代之后,后者中的大多数完成了产权改制,而前者迄今仍在所有制上模糊不清。
 
第三类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失地农民或“坏分子”家庭,具备草根创业的特征。在早期,因为鲜明的私人资本特征,遭到激烈的公共争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制度性打击:
 
年广久——安徽,芜湖“傻子瓜子”;
 
 
温州“八大王”——浙江,温州的生产或贸易从业者;
 
 
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四川,新津鹌鹑养殖。
 
在对外开放领域中,率先出现的是香港商人,这与深圳特区的创建和华南地区的开明治理有关。一个非常隐秘的事实是,这些进入内地发展的香港商人中,有相当比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回归。
 
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1984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1984年,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在这一年,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中名气最大的四个人,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柳传志——北京,联想公司,“贸工技”模式的代表;
 
张瑞敏——山东,青岛海尔冰箱厂,“工贸技”模式的代表;
 
王石——广东,深圳万科公司,贸易及专业化经营的代表;
 
牟其中——四川,南德公司,中国最早的资本运营模式的代表。
 
这四位企业家的早期历史,都与全球化有关。无论是联想、万科的进出口贸易,海尔的德国生产线引进,还是南德的“罐头换飞机”,均展现出新的产业变革生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获益者。其中,张瑞敏的实践最具时代的先进性,海尔的质量管理模式启蒙了一代实业者。
 
随着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企业创新的主流区域集中于沿海各省,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地域性流派。
 
▷苏南模式:以乡镇及县市集体经济为特征,包括了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东北部(杭州、宁波、绍兴)的主流企业发展路径。
 
代表人物有:
周耀庭——江苏,无锡红豆,服装;
蒋锡培——江苏,无锡远东,电缆;
李如成——浙江,宁波雅戈尔,服装;
郑永刚——浙江,宁波杉杉,服装;
宗庆后——浙江,杭州娃哈哈,饮料。
 
▷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特征,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与苏南模式相比,在整个80年代,温州模式一直饱受争议,也是最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支。
 
代表人物有:
南存辉——浙江,温州柳市正泰,低压电器;
胡成中——浙江,温州柳市德力西,低压电器;
王振滔——浙江,温州永嘉奥康,皮鞋。
 
▷珠三角模式:这一模式介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间,部分地呈现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因地方政府的开明,这一流派的企业非常显赫和引人瞩目,其产业较集中于食品饮料市场,有“珠江水、广东粮,北伐全中国”的说法。
 
代表人物有:
李经纬——广东,三水健力宝,饮料;
潘宁——广东,顺德科龙,电器;
何伯权——广东,中山乐百氏,饮料;
李东生——广东,惠州TCL,电器。
 
 
除了上述三大地域性流派之外,这一时期还零星地出现了大学生及科技人员下海经商的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创造性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中国式成长模式。
 
代表人物有:
任正非——广东,深圳华为,通信设备;
段永平——广东,中山小霸王,学习机;
王文京——北京,用友,财务软件服务。
 
 
这一时期的企业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了满足短缺的消费市场,从国外引进大量的生产线。质量管理和商品意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日本式的管理思想得到极大的普及,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车间管理能手。
 
其二,民营企业的成功集中地发生在“吃穿用”——饮料食品、纺织服装和家用电器——三大领域。它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重工业和军工产业为主的计划经济模型,推动了民生产业的快速扩张。
 
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
 
 
▷“92派”:特指那些在大学院校、中央及省级党政机构就职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积极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经商,其内心均有浓烈的社会改造情结。他们后来发起创办了亚布力论坛。
 
代表人物有:
陈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泰康人寿,保险;
 
田源——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金融;
 
冯仑——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万通,房地产;
 
郭凡生——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室主任,慧聪网,电子商务。
 
 
▷大学生下海派: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92派”不同,这一部分创业者均是60年代生人,他们更带有经商的主动性和纯粹性,并没有政治上的抱负。
 
代表人物有:
史玉柱——广东,珠海巨人,电脑汉卡;上海健特生物,保健品;
求伯君——广东,珠海金山,软件开发;
郭广昌——上海,复星,市场调查、房地产;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充电电池。
 
 
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是民族品牌大规模崛起的阶段。经历了十多年的产能扩张之后,短缺经济迅速向过剩经济转化,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从生产能力向营销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迭代。在前两个时期出现的企业家群体中,凡是在市场化运营上出色的人,都成了“英雄”。他们惯用的“武器”有两个,一是倡导国人用国货,二是价格战。到1996年前后,他们在家电、服装和饮料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非常激进的营销型企业家。他们围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实施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一度主导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潮流。他们又被称为“营销狂飙派”。
 
代表人物有:
吴炳新——山东,济南三株,保健品;
倪润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
胡志标——广东,中山爱多,VCD;
姬长孔——山东,临沂秦池,白酒。
 
 
如果说上述企业家在商品营销上大放异彩的话,那么,还有一些创业者开始通过渠道模式的创新变革,成为他们的“革命者”。这些人在本时期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新的主导型力量。
 
代表人物有:
黄光裕——北京,国美,家电连锁;
张近东——江苏,南京苏宁,家电连锁;
袁亚非——江苏,南京宏图三胞,IT连锁;
车建新——江苏,红星美凯龙,家居连锁;
王卫——广东,深圳顺丰,快递配送;
“桐庐帮”——浙江,桐庐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快递配送。
 
1998-2008:资本外延扩张时期
 
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三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其一,制造业由内需主导向外贸主导转变;其二,商品房制度诱发地产热;其三,城市化建设推动能源及重化产业蓬勃发展。
 
在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企业界的主流治理思想,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迭代。
 
在景气红利的陡变之下,制造业面向内需市场的创新变得乏力,“利润如刀片一样薄”(张瑞敏语)。与此同时,渠道商的力量爆发,进一步剥夺了制造业品牌商的利润空间,黄光裕曾在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度问鼎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依靠成本和规模优势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迎来黄金十年。
 
▷“中国制造”派:
郭台铭(台)——富士康,电子产品组装;
 
 
“义乌帮”——浙江,义乌,小商品;
“绍兴帮”——浙江,绍兴,纺织印染;
“东莞帮”——广东,东莞,服装及电子产品;
“泉州帮”——福建,泉州,运动休闲装。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和涉足钢铁、机械装备业的企业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这十年里,越是激进、越敢于反周期投资的企业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回报,除王石、沈文荣等人之外,下述企业家在未来的表现值得关注:
许家印——广东,广州恒大,地产;
杨国强——广东,顺德碧桂园,地产;
孙宏斌——天津,顺驰、融创,地产;
梁稳根——湖南,长沙三一重工,机械装备。
 
这十年,同时是中国资本市场大幅扩容和极度扭曲的十年。一些冒险家通过充满灰色气质的操作,攫取了巨额的利益,他们以“影子人”的方式同时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资本系:
 
唐万新——新疆,德隆系;
魏东 ——北京,涌金系;
肖建华——北京,明天系。
 
 
在文化传媒产业,由于管制的存在,民营资本的成就乏善可陈。不过仍然出现了一些创业者,他们的资本规模也许并不大,但是却在塑造国民的新审美趣味。
 
代表人物有:
王中军、王中磊——北京,华谊兄弟,电影;
邵忠——广东,深圳周末画报,杂志;
刘长乐——香港,凤凰卫视,电视。
 
 
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与之前所有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阳光创业”典范。与1984年的“企业元年”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
 
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三家新闻门户公司:
王志东——北京,新浪,新闻门户;
张朝阳——北京,搜狐,新闻门户;
丁磊——广东,广州网易,新闻门户和邮箱。
 
 
与三大门户几乎同时创业,但在影响力上稍稍落后的企业还包括后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及其他一些公司。
 
代表人物有:
马化腾——广东,深圳腾讯,即时通信;
马云——浙江,杭州阿里巴巴,电子商务;
李彦宏——北京,百度,搜索;
陈天桥——上海,盛大,网络游戏;
刘强东——北京,京东,电子商务;
周鸿祎——北京,3721,搜索。
 
梁建章、沈南鹏、季琦、范敏——上海,携程,旅游票务服务;
 
这些创业者的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集体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商业潮流的走向。
 
2002年,浙江传化的徐冠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是私营企业家出任该职务的第一人,它被认为是企业家政治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到2017年,浙江、重庆、广东和海南的工商联均由民营企业家出任主席。
 
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一批人非常活跃,正是他们的存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经济产业的萌芽与创新,这便是风险投资家。VC、PE这两个舶来概念,在1998年进入中国,到2016年,全国已有1.2万家风险投资公司,是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
 
 
代表人物有:
熊晓鸽——北京,IDG中国;
沈南鹏——上海,红杉中国;
徐小平——北京,真格资本;
张磊——北京,高瓴资本。
 
 
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这在世界工业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长期由外资和国有企业把持的汽车产业,出现了一批草根出身的创业者,其中李书福于2010年“以蛇吞象”,通过成功并购沃尔沃把企业送进了世界500强。
 
李书福——浙江,台州吉利,汽车;
王传福——广东,深圳比亚迪,汽车;
魏建军——河北,保定长城,汽车。
 
 
中国在2016年,由资本输入国一变而为资本输出国。在这期间,出现了一大批参与国际并购的企业家,海尔的张瑞敏收购了三洋的白电业务,联想的杨元庆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美的集团的何享健收购了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库卡。
 
在制造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互联网+”的新潮流合二为一,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级冒险家。
 
代表人物有:
雷军——北京,小米,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
董明珠——广东,珠海格力,空调;
贾跃亭——北京,乐视,视频网站及智能硬件。
 
 
雷军是第一个由互联网转向制造业的“降维打击者”,小米手机的速胜引起极大的思维震撼。他与董明珠在2013年年底的一次颁奖盛典上,打下10亿大赌,看看谁在五年后的营业额更高。事实是,在后来的五年里,他们各自向对方学习了更多。
 
在互联网领域,出现了两股大的冲击波:其一,发生在消费服务市场——O2O;其二是互联网金融——P2P,或科技金融。
 
一批以“80后”为主力的创业者在消费服务市场上,实现了一次线上对线下的逆袭。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互联网经济继新闻信息服务、商品贩售服务之后的,第三次以消费服务为主题的冲击波。
 
代表人物有:
王兴——北京,美团点评,餐饮服务;
姚劲波——北京,58公司,分类信息;
程维——北京,滴滴,打车服务;
胡玮炜、王晓峰——上海,摩拜,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戴威——北京,ofo,互联网自行车租赁。
 
 
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波表现得更富有戏剧性。在2015年前后,全国出现了6 000多家P2P公司,鱼龙混杂,沉渣泛起,最终以e租宝事件为标志,遭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整顿。在随后,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及京东等公司,成了实际的获益者。
 
在资讯服务领域,曾出现数以百计的视频网站,不过最终被BAT全部控制,形成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三分天下的格局。唯一例外的是新闻手机客户端,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杀出血路:
张一鸣——北京,今日头条,手机新闻门户。
 
互联网在中国的二十年,始终扮演着颠覆者和重建者的角色。它对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和消费业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腾讯和阿里巴巴联袂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企业家,进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及基因科学等产业,其成败得失,迄今难以言断,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代表了中国产业探索的另外一个方向。
 
代表人物有:
施正荣——江苏,无锡尚德,光伏;
李河君——北京,汉能,清洁能源;
汪滔——广东,深圳大疆,无人机;
汪建——广东,深圳华大基因,基因检测;
刘庆峰——安徽,合肥科大讯飞,语音技术。
 
胡润富豪榜:一条另类线索
 
英国人胡润从1999年起发布中国富豪榜,在一开始,由于财富的灰色和数据的空缺,这份榜单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一度还被戏称为“杀猪榜”,不过时间最终宽恕和成全了他。
 
在19年的榜单上,先后出现了13位中国首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证明了财富的剧烈爆炸和不确定性。出现在1999年第一份榜单上的前十大富豪,到2017年,只有一位还留在前一百的名单中。
 
第一个首富荣毅仁的财富为80亿元,而2017年首富许家印的财富为2900亿元,增加了36倍。相比之下,美国1999年首富比尔·盖茨的资产为600亿美元,19年后他仍然蝉联首富,资产为890亿美元。
 
当过首富的13人,分别来自商贸(荣毅仁、荣智健)、农业(刘永行兄弟)、连锁商业(黄光裕)、制造(王传福、梁稳根、张茵)、饮料(宗庆后)、地产(王健林、杨惠妍、许家印)和互联网(丁磊、马云),从行业的速变,可以梳理出财富波动与产业经济的强关联性。
 
 
在所有的行业中,房地产和互联网最具财富增值能力。在2009年的榜单上,前十大富豪中,有8位是地产开发商,而到2017年,4位来自互联网,4位与房地产有关,其他两位来自物流和制造业。相比之下,美国十大富豪(2016年),除了巴菲特(投资)和布隆博格(媒体)之外,其余均出自互联网。
 
中国女性在创富方面的作为,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景象,有两人当过首富(其中一位是二代继承者)。在2017年的一份“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上,中国女性(含华裔)占了8席,其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英国。
 
财富向金字塔尖聚集的效应也非常明显,自2008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亿万富豪(1亿美元资产)人数增加了6倍,首富(王健林)资产增加5倍,而同时期,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资增加不到一倍。
 
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企业家成为最显赫的一个新兴群体,到2017年,10亿美元富豪人数为647位。在“亿万富豪最多的全球城市”名单上,北京超越纽约位居第一,深圳名列第四,上海和杭州分别与伦敦和巴黎相当。不过,在慈善公益领域,中国富豪的表现并不与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相匹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报告(2016)发现,中国人的慈善捐款只有美国或欧洲的大约4%。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现代商业革命描写为以“永不停止的狂风”和“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经济系统。一代中国企业家由无产走向财富巅峰的过程,正符合熊彼特式的定义,他们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参与了这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全部历程,它壮观、曲折,也充满了种种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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